清朝末年徐世昌是忠臣吗（徐世昌:清朝覆灭的一大推手）

民国学人费行简在其所著《徐世昌》一书开篇曾写下这么一句：“当清之季，所谓名公巨卿者，虽不必有过人之才，而不阴谋通声气、结附从、植党援，徐氏却其一人也”费氏对徐世昌的评价如此之高，不禁让人心生疑惑众所周知，清末官场，党同伐异，贿赂公行，能出淤泥而不染者堪称凤毛麟角况且徐同袁世凯有着三十多年的生死之交，人称“北洋文胆”，该集团的大小事务徐多有参与“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说徐世昌不“通声气、结附从、植党援”，实在不靠谱不过，作为民国掌故大家，费行简谙熟政坛秘闻，长于名人轶事，故他这般操作恐怕有难言之隐据说此书作于1918年底，正值徐世昌出任民国大总统之际，迫于政治压力，费氏不免有替尊者讳之嫌既然费行简的说法属于言不由衷，那徐世昌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其实时人早有确论，张伯驹就曾在《续洪宪记事诗补注》中对徐之为人颇加揶揄：，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清朝末年徐世昌是忠臣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清朝末年徐世昌是忠臣吗

民国学人费行简在其所著《徐世昌》一书开篇曾写下这么一句：“当清之季，所谓名公巨卿者，虽不必有过人之才，而不阴谋通声气、结附从、植党援，徐氏却其一人也。”费氏对徐世昌的评价如此之高，不禁让人心生疑惑。众所周知，清末官场，党同伐异，贿赂公行，能出淤泥而不染者堪称凤毛麟角。况且徐同袁世凯有着三十多年的生死之交，人称“北洋文胆”，该集团的大小事务徐多有参与。“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说徐世昌不“通声气、结附从、植党援”，实在不靠谱。不过，作为民国掌故大家，费行简谙熟政坛秘闻，长于名人轶事，故他这般操作恐怕有难言之隐。据说此书作于1918年底，正值徐世昌出任民国大总统之际，迫于政治压力，费氏不免有替尊者讳之嫌。既然费行简的说法属于言不由衷，那徐世昌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其实时人早有确论，张伯驹就曾在《续洪宪记事诗补注》中对徐之为人颇加揶揄：

利国无能但利身，虚名开济两朝臣。

笑他药性如甘草，却负黄花号菊人。

此诗虽谈不上精彩，倒也晓畅易懂。张氏之意，徐世昌身为清末显宦，一味利己，利国不足，徒有两朝重臣之虚誉。更为可笑的是，徐之性情本似中药之甘草，“其圆滑机变，当过于长乐老”，偏偏却给自己起个“虽残犹有傲霜枝”的“菊人”雅号，实在是沽名钓誉，自作清高。考虑到张氏家族与袁氏家族乃姻亲关系，张伯驹还要叫袁世凯一声“表叔”，故此诗虽不免有些刻薄，毕竟也八九不离十，点出了徐世昌的本来面目：一位心机极深而表面淡定、隐现于袁氏左右的得力推手。

如果将徐世昌喻作一支股票，据其前半生宦海只跌不涨的表现，可将他定义为“垃圾股”。至1895年，这支股票已经基本跌停了。不过，跌停见底未必是件坏事，只要有经验丰富、手法老练的操盘手跟进全部买入建仓，一番运作后，其股值定会强势反弹，大幅上扬。徐世昌恰恰就是这支濒临谷底的股票，而逢低买进的庄家也刚好到位，此人又是袁世凯。看来徐世昌即将否极泰来！

高升诀窍

1895年9月3日，徐、袁二人于阔别十六年后重逢。两人此时身份已是判若霄壤，一个仍是可有可无的七品闲差，一个则为朝廷新晋的练兵大臣，不过彼此间那份手足情谊却如同藏于地窖中的陈年佳酿经久弥香，愈加醇厚。眼见徐老哥（徐年长袁世凯四岁）处境尴尬，袁世凯自然心有不忍，决定好好拉兄弟一把。之后的故事似乎大家都耳熟能详，袁举荐徐入自己幕府，助其小站练兵。经过几番锤炼，徐终成大器，一跃成为清末政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应当说，若无袁之倾力提携，绝对不可能有日后之徐世昌。然而假使徐是个“扶不起的阿斗”，那就算袁再关照，他也难以于官场上爬得如此之快，短短数年间便完成了由七品小吏到一品大员的飞跃。故徐本人的综合素质也至为关键，尤其是他卓越的人际交往能力，让人不禁啧啧称奇。大致说来，徐世昌之所以能青云直上的诀窍，不外乎三个方面。

首先，徐善于利用乡谊结交高官。中国的官场，向来有“以乡谊结朋党”的不良风气。如果一个人能在上层官僚中找到自己的老乡，那就如同傍上了靠山，只要对他毕恭毕敬、百倍殷勤，高官自然会时刻罩着你，保你官运亨通。徐世昌同鹿传霖之间的交往即是典型案例。鹿传霖（1836—1910年），字滋轩，号迂叟，直隶定兴人，清末大臣。“传霖起外吏，知民疾苦。所至廉约率下，尤恶贪吏，虽贵势不稍贳。其在军机，凡事不苟同，喜扶持善类”。徐世昌与鹿传霖的侄子鹿瀛理是进士同年，又是直隶同乡，于是经常来往，私交甚笃。刚好1888年鹿传霖因病暂辞陕西巡抚一职，返乡疗养。于是徐世昌得以有机会见到这位直隶老乡。据徐《韬养斋日记》载，9月16日那天，徐“到乔笙（鹿瀛理）处，代其写屏对，适鹿芝轩世叔自定兴来，因拜谒焉。曩见季和宗叔祖谏铁路奏章，甚向慕焉。今日拜谒，其言论风采果有超乎流俗者，良可敬也。”此后，徐经常赴鹿宅拜访请益，并代鹿传霖拟志书序和信稿，二人关系因之越走越近。应该说鹿传霖还算是清末为数不多的好干部，但也有马虎大意的时候，他完全被徐老实巴交的表面形象所蒙蔽，认为其是个可造之材。日后徐世昌能够进入军机处，与鹿的力挺密不可分。

其次，徐常借处理公务之便博得大吏赏识。比如1897年9月底，徐赴湖北出差。按日程安排，徐本不必经过武汉，但为了结识湖广总督张之洞，他还是找个由头不请自来。出于礼貌，张之洞派人接待甚周。人家本以为徐小住几日便回津复命，谁成想徐居然待了足足一个月。更不可思议的是，就在这一个月内，徐竟同张之洞把关系搞得火热。熟悉晚清史的人大概都了解，张之洞这人怪癖颇多，不易相处。胡思敬在其《国闻备乘》中曾记道：“闻其性情怪癖，或终夕不寐；或累月不薙发；或夜半呼庖人具馔，稍不惬，即呼行杖；或白昼坐内廷宣淫；或出门谢客，客肃衣冠出迎，偃卧舆中不起。”并且他一般都是每天下午两点左右开始入睡，到晚上十点才起床干活。幕府宾客、下属有事或外人拜访，大都要在半夜来见他，甚至有时候要一直等到天亮。这种怪异的日常习惯，想必一般人是吃不消的。不过，徐世昌却丝毫不受张之怪癖影响，反而如鱼得水，极其适应，一个月内几乎天天同香帅彻夜畅谈。有一日二人夜饮，张“论中西学术，论西政、西学之分，论时人之愚暗，太息痛恨。”然后问徐有何学术志向。徐早已提前做足了功课，对张之心意摸得门清，答曰：“目前新学中年通籍，以后之人以讲求西政为先，西学随其性之所近而涉猎之，仍以中学为主。因论中学甚晰，立身以必有守然后有为。”这恰恰与张“中体西用”的主张相吻合。故而张之谈兴更浓，与徐推杯换盏，执手言欢，一直侃到凌晨四点多。经过此番交往，徐世昌给张留下了极佳印象，甚至张一度想聘徐作他的幕宾。1901年，张之洞响应朝廷保荐人才之谕令，上书推荐了九名官员，其中就有徐世昌。

正受益于张的推荐，当然还有袁老弟的暗中运作，徐世昌得以于该年入宫面见慈禧太后。面圣入对时，慈禧发现徐世昌“体貌英挺，音吐清扬”，是位不折不扣的老帅哥（比肥头大耳的袁世凯强多了），自然满心欢喜。第二天，慈禧便对荣禄讲：“徐世昌或足继李鸿章后乎？”由此可见其对徐期许之高。

再次，徐世昌还极善于拉拢满族皇室，投其所好。民国掌故名家大都在谈及清末官场时指出，当时做官有两条终南捷径：一是商部，载振做主；一是北洋，袁世凯说了算。载振乃庆王奕劻之子，袁世凯同庆王早已沆瀣一气，与振贝子也是拜把子兄弟。作为袁的好哥们，徐世昌也尽享近水楼台之便利，有机会染指这两条捷径，成为潜规则的受益者。1903年，载振出任商部尚书，开始招兵买马。他屡次听袁世凯讲徐如何贤能，怎样高明，于是特保授徐为商部左丞，这在当时政界可谓轰动性事件。徐之前仅仅是六品撰修，一跃破格升为三品商部大吏，在整个清朝也堪称异数。徐自然知恩图报，成为振贝子的敛财机器，保证他有源源不断的私人开销。

后来徐就任东三省总督，更是揣摩皇室心思，大搞形象工程。徐单单建造奉天公署大楼一项，就消耗白银三十余万两，所盖“西式楼数十楹，缭以复廊，其中薕幔几榻，灯屏皆用舶来品”。同时采购各种西式物品又花费十余万两，因而其办公场所之华丽宏伟，其他省份无能出其右者。此外，公署出行则必须乘坐双马之车，宴请客人采用全套西餐器具，并伴奏西乐。一次郡王载涛自欧洲考察归来，途径奉天，“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及驻宿公署，俨然欧式”，让他“直把沈阳作巴黎”，对徐世昌的市政工作大加赞赏。等他回京后，更是在五哥摄政王载沣面前举荐这位“市政建设标兵”。当然，徐如此大张旗鼓的透支财政搞城建，自然有人看不下去。当时载泽掌管度支部，曾派人细察徐世昌的账目，发现其财政收支上存在巨大漏洞。于是几次上书载沣，请求彻查。此时载沣已把徐世昌树为朝廷学习的典型，加上像载振、载涛、载洵、那桐等皇亲国戚早已被徐的贿赂喂饱，天天在载沣耳边说徐的好话，于是载沣始终相信“徐世昌是个好同志”，故每次都把告状信留中不发。徐手腕之高明，于此可见一斑。

正是依靠诸多手段，徐世昌于短短几年内神奇地完成了由一名默默无闻的潦倒翰林向天下皆知的国之重臣的华丽转身。这支垃圾股一路狂飙，俨然已是行家眼中纷纷看好的蓝筹股，并且是“大蓝筹”。而徐取得这一切的代价却是让本已风雨飘摇的清廷距离灭亡更近了一步。

幕后推手

来自基层，熟悉社会各种势力的运作机制；位极人臣，洞察清廷皇亲国戚们的实际情形；工于心计，深谙政治斗争的游戏规则；深藏不露，呈现出一种老成持重的忠臣形象。徐世昌的人格特征完全符合幕后推手的一切要素，拥有这样的战略伙伴，袁世凯的篡权阴谋焉能不成？

自从被载沣罢免后，袁世凯便蛰伏彰德，垂钓洹上，静观时局，伺机复出。而为他暗地里推动此事者正是老哥徐世昌，他实际上乃袁安插于清廷的卧底。1911年5月8日，清廷颁布内阁官制，徐被授为协理大臣，该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地位仅次于总理大臣奕劻。按理说，换了别人，受此殊荣早就感激涕零，入朝谢恩了。徐则不然，他在日记中写道：“蒙恩授为内阁协理大臣，时艰任重，拟具疏恳辞”。第二天，他便上折请朝廷收回成命，并同另一位协理大臣那桐一道上书请起用袁世凯。对此举动，明眼人一看便洞悉个中缘由，如载涛便认为“徐世昌本是袁一手提拔的私党”，此举是欲逼迫载沣召回袁世凯。不过徐的高明之处在于，即使被人怀疑，却不留下任何与袁来往的证据。载沣虽心中不悦，也奈何不了徐世昌，只得退回他的请辞奏折，命其留任。

不过袁世凯又岂是“池中之物”，终有卷土重来的一天。武昌首义爆发后，举国响应，清廷顿时方寸大乱。徐与袁心中早有默契，听闻风声有变，立即活跃起来，他联合奕劻、那桐，四处散播“唯有袁世凯方能收拾残局”的论调。载沣出于无奈，只得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让他主持大局。孰知袁世凯奉诏后，却故意徘徊观望，以“步履维艰”为借口迟迟不赴任。这可急坏了徐世昌，他赶忙微服出京，到彰德劝袁出山。看见自己的推手赶来，袁心知时机已到，接受任命，独揽大权。而徐世昌这边，则继续充当“内鬼”。可笑的是，清皇室居然依旧蒙在鼓里，先是破例赏赐徐世昌入值用膳之特权，后又授予他太子太保之殊荣，大有托孤之意。孰料徐并非妙手神医，实为催命郎中。正是他忙前忙后，打通关节，袁世凯逼清室退位的计划才得以进展顺利。甚至在溥仪的退位诏书上，徐也做了手脚。据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爆料，退位诏本由张謇起草，徐世昌后又偷偷加入一句：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远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游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通览此句，徐意在强调袁之政权乃取之于清廷，并非得之于民军。万一革命党人不履行诺言，这诏书即为明证。徐世昌实在是老谋深算，棋高一着！

待到江山易手、袁氏当国之际，徐世昌这位功勋卓著的幕后推手却没有走向台前，与老弟一同享受胜利果实，而是独自远赴青岛，以清室遗老自居。当然，“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泡海澡、吹海风、赏海景、尝海鲜之余，徐的另一段推手生涯又悄然揭幕。

或许不少人还在疑惑：身为堂堂的大清相国，荣华富贵、权名钱色皆已紧握在手，徐世昌何苦要助袁世凯搞垮清廷呢？此举于己于人有何好处？若是真的详加权衡，恐怕民初的徐世昌较之清末的他，似乎失去的东西更多。这当如何解释？关于此颇为费解的问题，费行简的剖析堪称精辟：

世昌，官僚也，其不欲改帝制为共和，情也；以疎逖小臣数年即跻宰辅，其不欲清室之亡，亦情也。而清室之亡，不亡于他人，实亡于其总角论交、同膺显贵之袁世凯。以清较袁，觉袁为亲，于是不得不割其向清之心以向袁。且世昌固知袁最深者也，以其跋扈贪恣，断断无实行共和的思想，特藉之为假面目以酬其代清之宿愿，事成则面具脱而共和取消矣。是临时之假共和于官僚党亦无所害，以是二者，故清室之亡，帝制之终，世昌皆不甚措意，唯壹志以助袁氏之成功……袁氏攫得此席，其愿餍，而徐氏之愿亦餍。

兄弟义气大过天，这便是徐世昌的行事逻辑！

虽然深知袁并不真心倾服共和，但一向自信对老弟知根知底的徐世昌，竟未发觉袁心怀称帝之意。1915年底，当得知袁世凯意欲复辟时，徐曾力劝他打消此念头。孰料这位老弟充耳不闻，一意孤行，徐只得辞去国务卿一职，暂隐田园。1916年1月26日，徐世昌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很耐人玩味：

世界上有三种有志之人：一为有志仙佛之人，一为有志圣贤之人，一为有志帝王之人。求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求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求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权者盍审诸。

想必此刻徐之内心当是万流奔涌，感慨万千，又恨又怕，无法平静。恨的是袁世凯不听劝告，帝制自为；怕的是小老弟众叛亲离，不得善终。毕竟当初是自己甘当推手，亲手把袁世凯一步步推到了这万丈深渊的边缘。

6月6日，当听说袁世凯于惊恐郁愤中散手人寰时，大概徐世昌的肠子都悔青了吧？呜呼！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

历史百家争鸣特约作家：王学斌授权转载，80后作家王学斌，著有《大漠荒芜》《民国音乐》《民国底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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