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还有烦恼吗（孔子的烦恼）

大凡圣人多与厄运相连，厄运成就了圣人，也戏弄了他。孔子便是这样一位圣人。孔子生于春秋末叶那个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的血腥时代，可他却高扬起“仁者爱人”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思拯天下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结果自然是四处碰壁，“累累若丧家之犬”（《史记·孔子世家》），平生饱尝了不幸与烦恼。然而，我们这里所要说的却是孔子死后的事，如若孔子在天有灵，他一定会生出无尽的烦恼。

孔子这位圣人，亦遵循了圣人的另一铁则，生前郁郁不得志的他却在死后尽享无限荣光。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孔子死，鲁哀公遂称其为“尼父”。这是孔子死后从君王那里得到的第一个封号。自此而后，各种封号便接踵而来。如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改谥为“文圣尼父”，北周宣帝追封为“邹国公”，隋文帝赠为“先师尼父”，唐太宗尊孔子为“宣父”，唐高宗赠“太师”，唐中宗封孔子“隆道公”，唐玄宗谥曰“文宣王”，宋真宗加谥孔子曰“元圣文宣王”，后改谥为“至圣文宣王”，元武宗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称“至圣先师孔子”，清世祖易之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而且，不仅如此，曾往儒冠里解手以示轻蔑的刘邦，于公元前196年到鲁地，作为汉朝开国皇帝以太牢祭祀孔子，于是开历代帝王祭孔之先河。面对死后不期而至的这种种荣耀，孔子本来应该志得意满才是，但我们却为他高兴不起来。原因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孔子身后的显扬是以其思想的被盗改为代价的，后世尊崇的孔子已不再是孔子本人，而只是宗法专制统治的符号性存在。因而，此种荣耀，又何足求哉。

当然，历史上也有些老师大儒真心推崇孔子、弘扬儒学。如汉儒董仲舒向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举贤良对策》）遂创独尊儒术的先声。宋儒朱熹亦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朱子语类》）可是，历史上的儒学传人往往为一己之私利，一味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与之联手糟改孔子，使孔子原有的人文关怀、理想主义和现实批判精神退色，沦为世俗统治的合法性的一个注脚，一面招牌，一尊偶像。他们满嘴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实则奔竞于功名禄利之途，追逐于声色狗马之欲。就是上面提到的董仲舒，竟神吹孔子是什么前知千世、后知千世的“大神”，把孔子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而那位朱熹，他为提举浙东刑狱时因与某官员争夺名妓未得，遂向皇帝奏章弹劾其人，这再次证明了孔子的名言：“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再看看《儒林外史》描写的儒林中人的龌龊行径，以及根本拿不出像样的道德表现的某些当代新儒家，孔子会作何感想，是不难想象的。

鲁迅说：“孔夫子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确有几分道理。也正惟如此，历史上的一些进步思想家才把孔子当成批判的靶子。东汉王充作《问孔》、《刺孟》，认为“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礼”。魏晋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明代李贽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藏书》），并诘问：“若必待取给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呼？”（《焚书》）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了批孔高潮，虽则“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据查是“打孔家店”之讹传，但“打”与“打倒”实乃大同小异，都是骂的暴力化表达。当然，在今天看来，对孔子的批判似有欠公允，因为归于孔子名下的封建意识形态多是孔子本来没有而后世强加给他的。但也毋庸讳言，权力的兜售者与追逐者们之所以青睐孔子，亦有其内在的思想根据。如《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孔子强调君臣父子的等级名分，这正中了统治者的下怀。用齐景公的话说，若不搞君君、臣臣这一套，不事稼穑的统治者只有饿死之一途。由此看来，孔子思想与专制主义难脱干系。当然，孔子也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夏世奚仲造车，驾马服牛，在当时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发明；至于后代仍用牛马拉车，那是因为后人不能与时俱进，后世小子没有理由苛责奚仲为什么不造出火车、轮船和飞机来。想到自己蒙受的委屈，孔子又怎能不愤愤然。

至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把“林家铺子”与“孔家店” 当成了连锁店，堪称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创举。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就差查孔老二的祖宗三代了，其实稍一调查还真有问题。《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的父亲“（叔梁） 乞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所谓“野合”者，有学者考证即是“非婚生子”。照此看来，这位中国最大的道德家本身便是不道德的产物。面对于此，孔夫子一准要拍案而起：“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

然而，否极泰来，一阳得复。“五四”以来被打倒的“孔家店”，到了今日却买卖兴隆。不少商品纷纷贴上“孔氏”标签，加入“孔府”系列，诸如孔府糕点、孔府菜谱、孔府地毯之类，以及“让人想家”的孔府家酒。当然，孔子尽管“罕言利”并轻视商业活动，但能用自己的不朽之名为家乡经济的振兴当当商标、做做广告，想必他是不会有什么怨言的。可是问题在于，“旧瓶装新酒”不可怕，可怕的是装假酒。当今是名牌就难逃假冒，谁能保证以“孔氏”冠名的各类商品永远不被“克隆”呢。真假孔子的历史公案已经使他不胜其烦，“孔家店”里的商品再闹出点假冒伪劣的官司来，孔子真不知道是哭好还是笑好了。

学者们都说中国的历史是“死的拖住活的”，可是孔子的个案告诉我们，分明是活人在对死人不依不饶。面对身后的种种遭遇与烦恼，九泉之下万般无奈的孔子，恐怕会“活学活用”，举一反三，借用时下文化衫上的一句流行语来郑重地敬告世人：“别理我，烦着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