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岁月流淌的记忆（散文珍藏在时光里的记忆）

——母亲外婆保温杯

“啪”——一只玻璃杯子掉落地上的声音从客厅里传来。只听到母亲连连自责的说，“唉，唉，真是太可惜了，终于被我卖了（方言：打碎了的意思）......”

我急忙从厨房里出来，看着散落一地的保温杯的玻璃碎片，便安慰她说：“打了就打了‘碎碎平安’。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回头再买一个，要不了几个钱呢。”

“这哪是钱的事儿呀，它跟了我三十六年，挺好的。你爸在世时也一直用它，就这么着没了，心里头怪舍不得呢......”

母亲唠唠叨叨的说了一大堆话，而那双略带浑浊的眼睛却直勾勾的盯着地上杯子的碎片。仿佛会出现奇迹，杯子会完好无损的回到桌面上来，一副眉头紧锁，无奈又而不舍的表情。

母亲，毕竟是八十四岁高龄了。勤俭持家了一辈子，满头银发仿佛依然数说着岁月的沧桑和生活的艰辛。她们那代人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穷怕了，对于物尽其用的价值自然有种最深刻的体验。感情上都有一种恋旧的情节。哪怕是养过的一只猫，一条狗的离去，也会让她们念叨几天，伤感不已。何况是一只陪伴她三十六載的保温杯子，心里头自然是舍不得的。

我还清楚的记得，这只橘黄色铝合金外壳，装有热水瓶内胆，外壳上印有“XXX项目建设纪念”字样的杯子，还是我工作不久，参加一项工程建设竣工后发的纪念品。送给老人后，就一直爱不释手。但令人没想到的是这只普普通通的杯子尽然陪伴老人身边，一用三十六年，这几乎占了人生的一半（具统计国人平均寿命76岁）。即使是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富裕了，送给她的“水宜生”高档水杯，也没见她用过，还依然用这只杯口密封圈早已断裂的杯子。可见这只杯子，在母亲心目中的分量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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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在和母亲闲聊时，我看到桌子上已经陈旧，斑驳的保温杯。

对她说：“这只杯子有些年头了，该换一个了，密封圈都坏了呢”

母亲说：“是呀，还是你参加工作那会儿送我的。”脸上划过一丝得意的荣光。

“怎么不用‘水宜生’，里面有矿物质微量元素，有益健康”

“用惯了，轻巧。这么多年了，还很保温，挺好使的。我和你爸都喜欢它呢。”

“现在市面上早就没有了，它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产品，都成我们家的古董了。”

“呵呵，要是古董就好了，能有个好价钱。你们就发财了。”

都说家有一老，就像一宝。母亲的调侃，让人联想到她一生都是这么乐观，坚强，自信的人生态度。

也许在老人的心里，这只保温杯，是儿子参加工作后，第一次送给他们的礼物，舍不得丢弃；也许是握着杯子，就像簒着儿子的手。这种难以言说的牵挂与思念，谁又能知道呢。

母亲并没有老糊涂，也知道收藏老古董的价值。但遗憾的是我们家老祖辈都不是富裕人家，唯有外婆的一套银首饰，传到母亲的手上，也不过二百多年的历史。听母亲说那是外婆的母亲留给她的唯一嫁妆。

我至今还记得，在我八岁那年见过这位老祖宗。个子不高，清清瘦瘦的。一双裹过足的“三寸金莲”，走起路来颤颤微微的，仿佛是不倒翁，又如《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一口流利的江南语，说起话来， 叮叮当当的。听老辈人讲：他们这代人祖上大多是从江南移民过来的。史书上有“湖广填陕西”的记载。等到了他们这一辈，可能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在生活习性上很有江南人的习惯和遗风。严父慈母，母贤子孝和重视教育后人成为他们的家风流传至今。前两年，老家的人还专程过来续修家谱，看望他们这支流落在外的“游子”。

母亲在医院工作，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我还有一个哥哥，大我三岁，父亲在乡下一间中学教书。母亲没有办法照顾我，加上那个时候口粮供应是分配制的，大人们每月27斤粮，小孩子8斤（大多是粗粮），食用油每月4两，大肉人均半斤。没有多余的粮食，食油和肉类，更没有零食吃。不像现在的小孩子，生活在蜜罐里，什么样的食品都有。我们正处在长身体的时候，每天都吃不饱。小孩子个个面黄肌瘦，个子矮小。外婆便和母亲商量，把我从县城带到乡下外婆的娘家住上一段日子。虽然生活一样艰难，但至少还能填饱肚子。这对我长身体是有好处的。于是，外婆便稍信让乡下的舅舅来接我们回去。

我还清楚的记得，走的那天是个阴天，喜鹊在屋外的大药树上叽叽喳喳的叫着。这颗高大挺拔的树要三四个大人牵手才能合围，据说有好几百年的树龄了。至今都郁郁葱葱的。每年都会有喜鹊在树冠上搭窝，繁衍后代。于是，爬树，掏鸟蛋，看小喜鹊一天天长大，成为我们童年的一大乐趣。

大清早，外婆就收拾好东西，肩上斜跨着包裹（换洗的衣服和一些吃的东西），精神抖擞地带领我们祖孙三人上路。那架势就像将士出征一样。舅舅牵着我的手，父亲把我们送到珍珠河口。从这里进山，沿着珍珠河一路向北，爬山越岭，因为舅舅的家就在云雾山鬼谷岭的脚下。父亲再三叮嘱我要听外婆和舅舅的话，不要淘气。过些时候，就去接我回来。我虽然嘴上嗯嗯地回应着，心，却像飞出笼子的小鸟儿，早已飞向那个即陌生又亲切的地方。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二年多，一直到8岁，我才回到县城上学。

我至今都没弄明白外婆为什么没有裹足？！别人都叫她“孙大脚”。在她那个年代，妇女裹足是一种美德的象征，也是歧视和残害妇女的封建思想。

其实，外婆个子并不高大，1米55的个子，反而显得小巧玲珑，眉目清秀，长着一张慈目善眼的面孔，给人一种信赖亲切的感觉。之所以起了这么个“外号”，可能是因为她老人家的那双脚，没有缠过足的缘故。或许她的父母本身就是一位开明人士，不畏惧世俗的眼光，也不怕自己的女儿长大后嫁不出去；亦或许外婆做姑娘时就很倔强，很有个性，不接受世俗的约束。这为她以后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现在看来应该是明智之举。

外婆一生信佛，从来不吃大肉，动物之类的食物。因此，我们家备有两口锅，一口是我们用的，而另一口就是外婆用的。专门作为荤素炒菜用。但每次家里改善生活，大肉，鸡鸭煮好后，她都要摆在桌子上，点燃一炷香，放上碗筷和酒盅，默默地坐在桌前，双目紧闭，双手合一，嘴里还念念有词的禀嘱一番。据说这是在请天上的神仙和先人们回家吃饭，祈祷他们保佑后人全家吉祥平安，就像电影里的镜头，很有仪式感。即神秘又新奇。

每当这个时候，嘴馋的我们，就像一只偷荤的猫，便会轻手轻脚的去拿桌子上的东西吃。外婆好像有火眼金星似的，“稳、准、狠”地拿起桌上的筷子打在我们的手上。

我不明白，外婆明明是闭着眼的，怎么就知道了呢？

儿时的我非常顽劣。我不相信外婆不吃荤，甚至连荤油都不沾。记得有一次，乘着外婆不注意，我用筷子蘸了一坨猪油放进煮好的米饭里。我要亲眼见证外婆到底吃不吃荤。没想到外婆只吃了一口，就吐了一地，吐得都是清水，似乎连肠子都要吐出来。看到外婆非常难受的样子，我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母亲回来听说后，狠狠地打了我一顿。那种疼不是痛在身上，而是痛在了心里。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冒犯我的外婆了。

我是外婆一手抚养长大的，对她老人家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对母亲的依赖。每天跟着外婆上山砍柴，种地，割猪草，晚上困了就睡在外婆身边......从她的身上我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比如勤劳、善良、诚信、感恩、博爱和礼仪。这在我以后的人生路上受益匪浅。也许是受外婆信佛的影响，感恩和坦荡，成为我做人的一项基本原则。

我们家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家里有好吃的先要请老人和孩子，家里来了客人，孩子是不准上桌吃饭的。

记得有一次，父亲回县城开会，头一天剩有米饭，父亲便把客人带到家里来吃饭，事先没有告诉母亲。因为是星期天，我和哥哥不上学。母亲便把米饭热给我们哥俩吃了。我和哥哥正在院子里玩踩高跷的时候，父亲带着客人回来了，听说米饭被我们俩吃了，气的暴跳如雷，一脚把我和哥哥踹在地上。客人一把把我们哥俩从地上拉起来，一边拍着哥哥和我身上的尘土，一边对父亲说：这是干啥嘛，有啥吃啥，不要打孩子！

那种场面一定是很尴尬的。对我们来说，吃米饭就像过年一样。这件事情留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至今都不能忘怀.......

“妈，给你说件事儿，这件事情藏在我脑海里，一直没有说过......”

“什么事情啊，还埋的这么深？”

“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爸从学校回来，我死皮赖脸的缠着爸爸给我买一双青年球鞋吗？花了2块7毛钱，你罚我跪了一晚上，还硬要我把鞋子退给商店不可，并要我承认错误。父亲怎么说，你都不同意，连累父亲也挨了你的骂。”

母亲吞下一口涎水，似乎有些歉意。顿了顿，才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唉，不大记得了。那时候家里穷啊，一大家子吃饭，我和你爸就那么点工资，哪里有钱买鞋哦。”

母亲抬起头来，目光平视着窗外云雾飘渺的银屏山，思绪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并不遥远的年代......

是呀，母亲说的是实情。用钱的地方有很多，不计划着用，很难保障一家人的生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住的那个大杂院里，每个家庭都很不容易，生活过的都很艰苦。2块7毛钱可是一家子一周的生活费用。当时市面上一个鸡蛋才卖3分钱。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对于母亲，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难怪母亲会那么生气。

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一年正值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在日本举行。以李景光、庄则栋、李富春、郗恩庭、梁戈亮组成的中国男队战胜了东道主日本队，赢得了团体冠军的殊荣。在全国掀起一场乒乓球运动的高潮，尤其是各大、中、小学的学子们。中国“乒乓球”成为打开世界大门，形成“乒乓球”外交而影响世界的盛况。

据说中国运动员就是穿这种深蓝布料的运动鞋为国争光的。也被称作“青年球鞋”，每个人都想拥有这样一双“鞋子”，穿在脚上，一定是很气派，很自豪的。这种迫切的心情，就像现在追星族的年轻人一样，哪怕是明星们在自己干净的衣服上胡乱涂鸦，也会狂欢不已。

“球鞋事件”——仿佛一夜之间让我长大了许多。

也就是在那一年，外婆的哥哥稍信说，父亲上山砍柴时，摔了一跤，腿受伤了。作为爱父心切的女儿，外婆又回到了乡下的娘家。这一去就整整生活了十年。直到她的老父亲去世，享年95岁。她才回到舅舅家和他们一起生活。

九零年我已结婚生子。

有一天，母亲说：好久没去看外婆了，不知道身体咋样了？

我说：好呀！我陪你去，带上她们母子。

母亲说：孩子太小，才半岁，走的又是山路，不方便。

我说：还是带上吧，有我呢。

其实，我心里想说的是：这毕竟又是一代人了。我想让外婆见一见从未谋面的孙儿媳妇和重孙子。外婆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果然，外婆见到她们母子俩时，就跟过年一样，一张没有牙的嘴，高兴的合不了口，抱着重孙子亲了又亲......舅母说这是你外婆最开心的一天。

临走时，她还忘不了江南人的习俗，给她们俩个一人一个红包，作为见面礼，里面装了50块钱。

外婆老了，真的老了！白发苍苍，邹容满面，步履瞒珊的外婆，早已不是当年翻山越岭，踏平坎坷的“孙大脚”了。她仿佛是一盏耗尽毕生精力的“油灯”，给人种奄奄一息的感觉，稍有风吹草动，这盏灯，随时就有熄灭的可能。

我望一眼陷入沉思中的母亲，望着满屋子陈旧淘汰的家具和摆设，这每一件物品如同年轮一般，镌刻着时代的记忆，承载着生命的顽强与坚韧。如同老人们百年沧桑的故事，沉淀在脑海深处。在某个不经意的夜晚，或是夕阳西下的黄昏，就会如数家珍般的娓娓道来，给绕膝承欢的儿孙们带来多少童年的乐趣.......

如今时代不同了，儿孙们都在外地打拼，家里留下的都是一些空巢老人和儿童。孤独，落寞，子女教育的重任已经成为留守老人心灵的不堪之重，引起教育和社会学家的极大关注。

在情感的天平上，老人们早已进入物我俩忘的境界。她们的内心是一个极其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这种情感上的归宿，是渴望有一个家的感觉。它不仅要有物质上的需求，更要有精神上的慰藉和温度。

耳边传来《常回家看看》的经典乐章，我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再也回不到儿时的情景了.......

作者：杨林，大专文化，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从事水利水电工作四十余载；现供职于县水利局，任主任科员。喜爱读书、旅游和写作。有多篇文章发表在《延河》《安康日报》和《石泉文艺》等。1986年《那一条弯弯的小河》获的县《新苗》杂志一等奖。

（荐稿：高健）

作者简介：

作者 杨林

杨林，男，大专文化。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从事水利水电工作四十余载；现供职于县水利局，任主任科员。喜爱读书、旅游和写作。有多篇文章发表在《延河》《安康日报》和《石泉文艺》等。1986年《那一条弯弯的小河》获的县《新苗》杂志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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