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形成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雾霾形成的真实原因与战霾的核心要领

编者按：这篇文章选自本人新著《商业的逻辑》第七章能源安全与投资篇，于 2015年 3月发表于《中国经营报》，此处略有改动。以下为文章全文：

“北国风光，千里雾霾，万里烟瘴，望长城内外，烟雾缭绕，大河上下，一片混浊。”这是人们对当下中国环境严重污染的哀叹与调侃。

2015年 2月 28日，由柴静拍摄的雾霾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播出。短短 24小时，这部纪录片全网播放量破亿，并引发激烈的网络论战，成为引导全民关注雾霾、全民共同治霾的公共事件。

姑且不论柴静在纪录片中引用的数据是否准确无误，单就这一举动，足以对世人敲响警钟，引起我们对粗放式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对当前雾霾的严重程度加以重视，启迪全社会为消除雾霾采取措施，打响“治霾攻坚战持久战”，并以此为契机，切实推动中国能源革命，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坚实的能源基础和生态保障。

作为一个在能源行业摸爬滚打二十多年的老兵，看完纪录片之后，我对柴静提出的“减少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天然气的使用量、逐步开放能源市场”这三个“减霾”观点表示赞同。同时，我认为，使用可再生能源、推行节能减排、提高能效这三个极其重要的减霾核心要领，纪录片中并未涉及。所以，结合柴静的三个观点，再加上我提出的三个观点，统称为“战霾六要领”。

减少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

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的比重极大。据 2014年 10月 20日中国发布的《煤炭使用对中国大气污染的贡献》报告称，从 1980年至今的三十余年内，煤炭占中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量的比重一直在 70%左右，远高于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家 20%左右的平均值。进入 21世纪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煤炭使用量急剧增加，从 2000年的 14亿吨增长到 2012年的 35亿吨， 12年间增长了 2.5倍；到 2013年，中国的煤炭消耗量已占全球煤炭消耗总量的 50.3%，分别是美国和欧盟的 4.2倍和 6.7倍。2016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3.3%，同比提高了 1.3个百分点，其中，煤炭消费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然高达 60%。根据研究结果，中国煤炭使用对 PM2.5年均浓度的贡献值在 56%左右，其中， 60%来自煤炭的直接燃烧，40%是由使用煤炭的重点行业排放的。

对煤炭的严重依赖，给中国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压力。

多用天然气

天然气是一种“准清洁能源”，其主要成分是甲烷，在充分燃烧的情况下主要生成二氧化碳和水蒸气，即使实践中天然气难免含有少量杂质，燃烧也未必充分，但产生的污染远比煤炭和石油制品少得多。中国能源结构调整中应当减轻对煤的依赖，大力推进天然气的利用。相比之下，煤炭和石油的分子结构较复杂，碳含量高，氮、磷等杂质含量也高。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的统计数据，使用煤炭发电，每兆瓦时电力产生二氧化硫 13磅，氮氧化物 6磅；而使用天然气发电，每兆瓦时电力产生二氧化硫 0.1磅，氮氧化物 1.7磅。在近段时间的雾霾天气中，对人类健康危害最大的是微粒物质。为生产出 10亿英制热量单位的能量，燃煤会带来 2744磅的微粒物质，而天然气只会带来 7磅的微粒物质，前者是后者的近 400倍。

近年来，对天然气的利用已经引起了政府的关注。 2004年，西气东输正式投入商业运作，天然气的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当时，国内天然气资源不能满足需求，《天然气利用政策》（2007）应运出台，以缓解供需矛盾。随着国内资源的大力开发和进口 LNG（液化天然气）、进口管道气的全面实施，中国天然气供需形势已有所好转。 2012年 10月，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了新的《天然气利用政策》，明确提出了“提高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此目标的提出，清晰地表明了国家对天然气发展的鼓励。《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中还提出，到 2015年天然气消费比重提高到 7.5%。而实际情况是， 2015年，我国天然气占能源消费比重仅有 5.9%，没有实现原定目标。《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十三五”时期，天然气消费比重力争达到 10%。

天然气的推广应用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一方面，天然气管网的建设耗资繁巨，有人甚至指出，全面建立天然气的储运系统和城市天然气配送系统的工程量不亚于重建中国的铁路系统；另一方面，天然气在工业领域替代燃煤和重油，需要对现有的技术设备和工艺流程进行重大改造。然而，“溃痈虽痛，胜于养毒”。燃煤经济的持续运行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这一成本，燃煤经济在很多地方实际上已经是“非经济”（diseconomy）了。因此，大力推广并利用天然气已势在必行。

逐步开放中国的石油市场

柴静在纪录片中提到，燃油车油品不合格对雾霾的贡献不小，这也表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中国石油产业发展的“健康水平”堪忧，究其原因，主要是行业开放程度不够、市场化程度不高。

近年来，中国“两桶油”作为国家石油的柱石，有力地保证了石油的可靠供应，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长期的行政垄断，让“两桶油”以保证石油可靠供应为政治任务，导致其高层对社会效益重视不够。同时，垄断的市场资源，又让他们在改善管理、科技升级等方面失去主动性和创造性。无论是国家能源管理者，还是行业本身都知道这一点必须靠市场的倒逼机制来完成。可反对放开石油市场的人士则称，中国石油行业已然是“产能过剩”，不宜再放开。另外，石油行业关系到国计民生，放开市场会导致价格体系混乱，进而危害国家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

我认为，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今天，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产能过剩”恰恰是政府不断干预微观经济、控制价格、设置门槛的苦果。要消解石油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只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垄断保护使落后、不完善的市场严重抑制了石油产业链上的各种有利于消除雾霾的积极性。

对于石油市场的问题，国家也不断采取新的举措。自 2014年 11月下旬以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印发了 8个文件，放开 24项商品和服务价格，下放 1项定价权限。在这一利好政策下，具有逾 1.5亿吨年炼化加工能力、逾 300万从业人员的中国民营石油企业跃跃欲试。毫无疑问，建立健康开放的石油市场，将为它们提高管理能力、科技应用水平以及治理雾霾提供广阔的舞台。

积极开发清洁和可再生能源

开发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能直接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率，是治理雾霾的最有效方法。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还可以满足广大农村地区人口的能源需求，减少森林过度开采和植被破坏。积极发展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远期可以替代石化燃料，近期可以缓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边远和农村地区的用能紧张问题。

中国虽是水力资源大国，但目前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还处于薄弱环节，开发率仅为 15%，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落后于印度、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开发潜力巨大。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重要替代能源的核能，目前仅占中国能源结构的 2.12%，而其在日本等国的比重已经超过了 30%，法国更是高达 78%。因此，中国应积极发展核电能源，力争到 2020年使核电装机容量达到 5800万千瓦，在建 3000万千瓦，占全部发电量的比例提高到 4%（“十三五”规划）。同时，中国还应大力推动海洋能、氢能、燃料电池、生物液体燃料等新能源的开发。

2006年开始实施的《可再生能源法》规定，“国家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2007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 15%左右，形成以自有知识产权为主的国内可再生能源装备能力。未来 20年，中国应使可再生能源初步形成规模，并为今后更大规模地替代石化燃料奠定基础。

由于新能源产业对政策依赖性强，尚未形成连续稳定的市场需求。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包括小水电、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等）资源基础雄厚，但因成本高、规模小、缺乏激励政策而发展滞后。而且，近年来，新能源行业遭遇寒冬，出现了投资者对新能源企业避之不及的现象。但是，不能因为遇到挫折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噎废食，裹足不前。

“风物长宜放眼量。”纵观工业革命的历史，任何革命性新技术的应用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1807年，富尔顿设计的蒸汽船试航时，被人们嘲笑为“富尔顿的蠢物”； 1814年，史蒂芬森的蒸汽机车试车时，有人驾着马车与火车赛跑。传统能源的应用尚且如此，新能源的应用更不可能一蹴而就。

呼吁节能环保，绿色低碳消费

开展节能环保，节约能源消耗，实现绿色低碳消费，也是减少雾霾的重要手段之一。与能源燃烧相关的空气污染使中国 40%的国土受到酸雨的威胁， 100多个城市雨水的 pH值都非常低。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 2020年中国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的排放量将分别超过 4000万吨和 3500万吨。因此，对于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力弱、能源利用率低的国家来说，开展节能环保、提高能源效率已是当务之急。

要贯彻“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的方针，大力实施节能减排，缓解能源消耗强度，合理控制能源消耗总量，降低单位能源消耗。下更大决心淘汰落后产能，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推动节能技术创新与应用，加强基础性、前沿性节能技术研发，力争在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在石油领域，要把节油环保作为国家石油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立环保节约型的石油消费模式。依靠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使单位 GDP的石油消耗减少，排放量降低。压缩高耗油产业，淘汰高耗能设备，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推广应用新工艺、新技术。加快制定优惠政策，鼓励节油，抑制无效、低效的石油消费，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2012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 36.2亿吨标煤，消耗全世界 20%的能源，单位 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5倍、美国的 3.3倍、日本的 7倍，同时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中国每消耗 1吨标煤的能源仅创造 14000元 GDP，而全球平均水平是消耗 1吨标煤创造 25000元 GDP，美国是 31000元 GDP，日本是 50000元 GDP。

根据 2013年 7月发布的《 2013年 BP世界能源统计回顾》，从 2009年开始，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连续 4年位居世界第一。从数据来看，中国能源消费无论是总量，还是单位消耗量均位居全世界前列，这种粗放的发展模式，为今天的雾霾做出了主要“贡献”。

我认为，中国如果不能扭转能源消耗方面“一高一低”的现状（能源消耗高、能效极低），雾霾的消除将遥遥无期。

从国家层面上看，要各方共同努力，落实好这一届政府提出的“推进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的能源工作总要求，以及“节约、清洁、安全”的能源战略方针。从企业和社会层面看，就是要从“道”和“术”两个维度入手。“道”就是市场，通过能源体制革命，建立规范的能源市场，用市场的手段，打通生产和消费的信息流，自动淘汰落后企业，鼓励敢于创新、勇于突破的企业，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术”就是加强能源技术的应用，将大学和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与市场的需求进行有效对接，以经济利益作为杠杆，使提高能效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得到解决。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应当看到，近年来，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决心向雾霾宣战，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以彻底消除人民群众的“心肺之患”。2013年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承诺“要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大的作为铁腕治霾”； 2014年政府报告中提出，“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当年财政安排 350亿元的环保资金用于雾霾治理，并以雾霾频发的特大城市和区域为重点，抓住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尾气排放和扬尘等关键环节，实行区域联防联控，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国政府所给予的重视、所付出的努力，世人有目共睹，外媒普遍评价：“中国政府正以越来越严肃的态度来对待环境治理。”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雾霾是长期积累形成的，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彻底根除。曾国藩有句名言，“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风波磨折，必有浮议摇撼。坚忍力争而后有济”。无论是推行天然气替代燃煤、大力发展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还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倡导低碳消费，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必然任重而道远，需要全社会的有识之士着眼未来，坚韧力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