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惨痛经历令人惋惜（大师陈寅恪逃难香港）

景物居然似帝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头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酲。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南湖即景》 陈寅恪 1938年夏，作于云南蒙自。

1927-1937年。

10年间，时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陈寅恪身边，常有人死去。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一代通儒王国维，向颐和园鱼藻轩前的昆明湖畔纵身一跃。

一声响亮的“扑通”，泛起一圈紧促涟漪。

捞尸时，王氏头颅深深插入淤泥堆内，气绝而亡。

整个过程，不过2分钟。

在王国维自杀前一天，他踱步到清华园西院36号的陈宅，和陈寅恪交谈至傍晚时分。

王国维死后，陈寅恪亲手撰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

在世人对王氏自沉缘由争论不休时，他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

世事如斯，蒋介石的北伐军势如破竹之时，亦叶德辉、王葆心等旧式大儒断头之日。

1929年1月19日，当年助力陈寅恪进入清华国学院的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永远闭上了双目。

此前，梁启超接受了一次肾脏切除手术。

本是治病之行，却成自戮之举。

因医师误判，梁启超健康的右肾被切，徒留坏掉的左肾维系生命。

学生徐志摩知道老师“白丢腰子”后怒不可遏，撰文猛批协和。

但彼时西医刚落地中国，根基未稳。

为拥护科学的医疗体系，梁启超拒绝一切赔偿，发文为协和开脱。

以生命，为“赛先生”的中国行，铺平道路。

然而，光凭信念、胸怀不足以救命。

在蒋介石击溃奉系军阀，入主北平后不久。

梁启超撒手人寰。

自此，清华国学院赫赫的“四大导师”（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已去其二。

一个拥旧学而死，一个劝西医而亡。

到1937年，继两位同僚后，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驾鹤西去。

身为清末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家国命运系于己体，感同身受。

九一八事变时，他曾于梦中狂呼：“杀日本人！”

声音之骤，将家人惊醒。

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后，陈三立身染重病。至北平沦陷（7月29日），已每况愈下。

但他拒绝服用汤药。

每日最关心的，是中日战况。

家人没办法，只好编一些假的“捷报”，哄老人多进药汤。

然而，收效甚微。

1937年9月14日，陈三立在北平逝世，终年85岁。

临终前，他询问陈寅恪：

“外边传言我们在马厂（河北地名）打了胜仗，是真的假的……”

陈三立逝世后，北平局势吃紧。

清华园内，不时能听见枪声。

彼时，已有日寇发帖，请陈寅恪赴宴。

陈寅恪深知，北平不可久留。

再留，要么殒命，要么丧节。

在此忧患之际，陈寅恪右眼视力急剧下滑，确诊为视网膜脱落。

医生给出的建议是——手术。

但动手术便要休养，耗时旷久。

陈寅恪不肯在沦陷区教书。

在艰苦权衡后，他作出了决定。

1937年11月3日清晨，天气寒冷。

陈寅恪带着妻女，坐上了奔赴天津的火车。

当时，他47岁。

长女9岁，次女7岁，小女儿仅4个月。

她们的名字分别是——

流求（琉球群岛）、小彭（澎湖列岛）和美延。

陈寅恪，选择了离开北平。

离开北平前，陈寅恪将他的书籍部分随身携带，部分打包成箱邮寄至湖南。后来，这批至湖南的书籍在长沙大火中付之一炬。

1936-37年，他在清华园发表了16篇论文。

此后，安心做学术的日子一去不返。

一家5口挤上通往天津的火车，火车上比肩接踵，几乎没有可活动的空间。

于此，开始了漫长的逃难之行。

他们辗转青岛、济南、徐州、郑州、汉口。

在11月20日深夜抵达长沙。

同是在11月，太原、上海、苏州相继沦陷。

谢晋元的“八佰”，只为节节败退的国军，增添了一抹悲壮色彩。

12月，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

之后，日军在这里进行了6周惨绝人寰的屠杀。

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西迁昆明，改名西南联大。

陈寅恪旋即决定随校西迁。

他挈妇将雏经广西辗转至香港，准备通过安南海防再入昆明。

在香港，他的幼女突发高烧，妻子唐筼则因连日颠簸，心脏病发，身衰力竭。

1938年1月30日，陈寅恪一家在香港度过了逃难中第一个除夕夜。

团年饭桌上，荤菜只一小份红烧肉，其余全是素菜。

4月中旬，联大开学在即。

陈寅恪告别妻女，与浦薛凤、张荫麟等人一起，搭嘉应号轮船离开香港，取道安南（即越南）前往云南。

过安南海防时，他随身携带的两箱书籍被窃贼掉包。

此乃继长沙大火后，他第二次丢失书籍。

这些书籍布满了他用蝇头小楷下的批注。只要稍加整理，就是一批极具学术价值的论著。

二十年心血，一朝丧尽。

入滇不久，他染上疟疾，一病不起。

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

饱受折磨的陈寅恪在病中写下了一首《残春》：

里头说：“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当时，联大居住条件极简陋。

房中惟有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木椅子和一盏煤灯。

蚊虫滋蔓，几乎“开口苍蝇入”。

除此之外，日军连番轰炸。

不时需“跑警报”。

陈寅恪右眼已失明，左眼视力亦不佳，行动极为不便。

每当尖刺的警报响起，傅斯年便冲上楼去，搀起瘦弱的陈寅恪跌跌撞撞地跑向防空洞。

场面既滑稽又艰酸。

但正是这样的环境，激发出了学人们治学的责任感与强大的动力。

在不时“入土为安”的日子里，陈寅恪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读〈洛阳伽蓝记〉书后》、《〈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明季滇黔佛教考〉序》等著作。

联大教员们亦在那时，结下了深厚的“患难情谊”。

但纵使一边埋头教学，一边有吴宓、邓广铭、郑天挺、姚从吾等知己在侧。

也难抵他对远方妻女之思念。

有一回，陈寅恪于集市上看到一苗族女人，背上背着一个女婴，女婴眼睛很大，脸颊微胖。

陈寅恪不觉多看了几眼，木在原地。

那妇人察觉后以为他有什么歹念，马上转身离开。

陈寅恪顿时悲从中来。

其实，他只是想起了自己的幼女美延。

而此时，客居香港，他心心念念的美延正染上百日咳。

陈寅恪每个月一领到薪水，便马上兑成越币，寄往香港。

那时，西南联大教职员薪水下降了三分之一。且由于货币不断贬值，妻女能拿到手的钱越来越少。

因为拮据，她们风尘仆仆地搬家两次。

等联大放暑假，陈寅恪才第一次赴港见到妻女。

那天，他吓了一跳。

因为原本白胖大眼的小女儿美延，已瘦销得判若两人。

1939年春天，牛津大学正式给陈寅恪发出聘书。

同年9月1日凌晨4点45分，希特勒53个师和1600架飞机越过波兰边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正式拉开。

英伦三岛旋即进入战争状态，陈寅恪的赴职不得不推迟1年。（后来由于战事和目盲，陈寅恪终于没有赴牛津教书）

1年后，安南到云南的交通线断，陈寅恪滞留香港，被港大聘为客座教授。

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8天之后，香港陷落。

日本人进城后，马上接管香港大学，陈寅恪立刻辞掉在港大的一切职务。

之后，香港大面额纸币不允通行，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粮食奇缺。陈寅恪一家同市民一样，领每天配给的十六两秤制的六两四钱(200克)粮食。

下锅的红薯，常常连皮带根；

米饭是半干稀的；

鸭蛋，5个人分着吃。

日军在路上设置了很多哨卡，每个哨卡挂着日语路牌，每天都有不懂日语的人被刺刀戳死或被枪击毙。

有一天晚上，陈寅恪一家居住的“洽庐”附近突然传来阵阵凄厉的啼哭声。

第二天才知悉，一户邻居的5个女儿全部被日本兵强暴。

陈寅恪夫妇马上将长女、次女的头发剪短，并穿上西服，打扮成男孩模样。

陈夫人又用浅色布，在上面写幼女美延的姓名、出生年月、亲友联系方式，盼万一流离失散，有人可将她收养送回。

不久的一天，一个不相识的人给陈家送来一大袋面粉。

陈夫人与他推诿许久后，那人放下面粉就跑。

后来这袋面粉被陈寅恪夫妇分给了同样落难的邻居。

陈氏在港大的同事和朋友陈君葆曾托人给陈寅恪送去大米16斤，肉类罐头7罐。

第2天，所托之人回来告诉陈君葆：“据谓他已经挨饿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

香港沦陷后，饥贫交迫的陈寅恪倚床校读宋代李心传所写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2册。

建炎是宋高宗赵构的年号。

当年宋朝遭金人侵略，骨肉离乱，百姓失所，徽、钦二帝被押缚北上。

当年情景，与今朝何其相似。

陈寅恪在第12册末的跋中写道：

“昔日家藏殿本及学校所藏之本虽远胜此本之为讹脱，然当时读此书犹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读此之亲切有味也。”

愈“亲切”，实则愈艰惨。

随着日本占领香港的时间愈久，食物匮乏得惊人。

有一次，陈寅恪两个女儿上街买豆腐，突然冲出一个消瘦且斯文模样的男青年，那人一把抓过生豆腐，用嘴唇一吮，从嘴巴咽到喉咙里。

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说话。

1942年春，一个自称陈寅恪“旧日学生”的人，代表伪组织前来劝降，被陈寅恪严词拒绝；

之后，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派了代表和一位伪校长，软硬兼施劝陈寅恪落水；

陈寅恪在清华的同事钱稻孙（已落水），以月薪千元，请陈寅恪北上为伪北大服务；

日本驻香港总督，掏出军票20万（折合港币40万元），请陈寅恪在香港筹办东亚文化协会……

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精神上之苦，则有广州汪伪组织之诱迫，陈璧君之凶妄，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亦以伪币千元薪来诱招……虽均已拒绝，然无旅费可以离港。”

在另一封写给傅斯年的信里，他直言：“恐与兄无相见之机矣。”

最后，在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的协助下，陈寅恪离港才提上日程。

离开前，他送出了自己的部分衣物、皮鞋抵偿债务。

1942年5月5日，一个闷热潮湿的凌晨，陈寅恪一家离开香港。

6月，山本五十六的联合舰队在中途岛，被美国太平洋海军司令尼米兹重创，苍龙、飞龙、赤城、加鹤4艘航母被击沉，无数优秀的飞行员葬身大海。

从此，日本偷袭珍珠港累积的战略优势，一去不复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这一年，陈寅恪56岁，仅剩的左眼也终于失明。

1年后的深秋，辗转广西、成都、英美的陈寅恪，回到了阔别8年的清华园。

一日，一个30出头的男子从清华南校门一路小跑，直奔新林院53号教工宿舍。那人叩开门扉，即给陈夫人行了个礼，陈夫人正在跟友人谈天，一见男子来了，马上说：

“你快进去吧，他在等你。”

正在内屋等客的，正是陈寅恪。

这个来的男子，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讲师，名叫王永兴；当年因为在临时大学听了陈寅恪的一节课，毅然改学历史。

陈寅恪告诉王永兴：“我要在历史系开一门课，在中文系还要开一门课。”

王永兴以他身体尚虚弱劝阻。

他笑着说：“我是教书匠，不叫我开课，那怎么叫教书匠。”

回清华后，王永兴与北大副教授汪篯一同担任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的助手。

王永兴住在城外，汪篯住在陈寅恪家中黑板后的隔间，仅用一面布块隔开。

后来清华突然给王永兴安排了住房，环境条件很好，且离陈宅才十几分钟路程；多年后，王永兴才知道，自己的老师给清华校长梅贻琦写信，信里说：“若王先生无适当之住房，则其牺牲太大，弟于心深觉不安。”

始知在许多人排队挤破头皮时，清华为何独独给自己安排了居所。

时在清华任外文系教授的周一良也常常来探访陈寅恪，两人并肩散步，畅谈学问与时局，交情甚深。陈寅恪在30年代撰的《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里有一段文字，回忆了与周一良一同做学术探讨的情景。

在助手与友人的协助下，目盲的陈寅恪依靠耳听、口述的方式，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北平的冬天格外寒冷。

当刺骨的风，将北国的一切染上银白，陈寅恪一家却在为煤炭钱发愁。

北大校长胡适知道陈寅恪怕冷，也知道他的贫穷。

于是命人给陈寅恪送来补贴家用的美元。

这笔款项无论在“形”或“意”上，都是贴切的“雪中送炭”。

但陈寅恪不愿白受，最后，他捐出了一汽车自己珍藏的，有关东方学的书籍给北大，当中包括了《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巴利文藏经、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这批书启发了无数研究东方语言学的学子，当中就包括后来著述颇丰的季羡林。

1948年年底，西山红叶刚刚落尽之际。

东北47万国军已被全数歼灭，沈阳解放。

和前线激烈的战事相仿，在后方，国民政府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抢运学人”的计划。

陈寅恪位列当中，且在“首先抢出”的行列里，当初雪中送炭的胡适已为他准备好了飞机。

一天夜里，陈寅恪问王永兴能不能晚一些回家，他想王永兴协助他收拾行囊：

“我到南方还照样教书，我用什么书你是清楚的。你把我的书全部整理好放进箱子。”

“岭南大学的陈序经校长、王力先生邀我去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在南京小住几天，就去广州；广州的天气好，岭南大学的自然环境好，可以久居，不再去别处了。”

1949年1月，蒋介石最后的王牌杜聿明的军队，在陈官庄被粟裕将军的华东野战军打得七零八落。

自此，国军精锐损失殆尽，溃败，只是时间问题。

10月，新中国成立。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中山大学东南区1号2楼内，陈寅恪在浴盆里滑倒；校医闻讯赶来，这一年，陈寅恪72岁。

诊断结果是：右腿股骨颈折断。

《柳如是别传》序言里说的“失明膑足”，终于全部降临到陈寅恪生命之中。

彼时的陈寅恪已经离开讲台4年时间。

他蜗居一隅，听到时人称自己为“老古董”亦无愠怒，逢年过节不愿学生上门祝贺，只在助手的协助下撰写著述。

写诗曰：“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晚年的陈寅恪始终与现实保持着距离。

早在1953年，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设上古，中古，近代，三个研究所，拟请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担任此三所所长。

陈寅恪坚辞不受。

当时在清华园曾住在陈家那块小黑板后面的汪篯特地南下，前来请老师北上任职。

一席谈话后，陈寅恪说：“你不是我的学生，给我滚出去。”

后来，他特地写了一封书信，请汪篯带回北方。

信里说：“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他嘱咐汪篯：“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

之后，他删掉了《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里和周一良有关的段落，因为他这位得意门生，彼时正在“四人帮”的“梁效”班子里，以笔杠为武器，摇旗呐喊。

1966年秋冬之际，岭南的天气不似北方严寒，但康乐园内却冷得吓人。

无数白色的大字报，贴满了陈寅恪居住的东南区1号。

远望去，房屋像一座棺木，阴森可怖。

高音喇叭，不时传出批判陈寅恪的声音。

他们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更有甚者，要他“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目盲腿折的陈寅恪已全然失去自理能力。

有一次，当护工抓住肩膀为他翻身时，陈寅恪突然开口问那位“不会念书”的护工：

“到底什么是反动？”

1969年1月，陈寅恪被勒令搬出已住了16年的东南区1号楼。

10月7日凌晨5时许，陈寅恪因病逝世，享年79岁。

陈寅恪女儿们追忆父母的《也同欢乐也同愁》里记载了这么一件往事：

1946年回到清华园后，有一天，陈寅恪问小女儿：“你常在校园里到处玩耍，可曾见到一座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

小女儿答：“没有找到。”

陈寅恪疑惑，把大致方位告诉了女儿。

女儿果然在旧校门内朝西北走不远的一个小土坡旁边找到了石碑。

回家后，她告诉陈寅恪：“那碑石颜色已灰暗陈旧，背面的小字难以辨认。”

其实，这些小字虽灰暗，但所说的内容早已流传开去，不会随碑石衰朽。

上头有这么一段：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常体现在“选择”之中。

特别是，当历史与时代的压迫感扑面而至的时候，能不能坚持心中之信念？愿不愿坚守一贯之道义？

如果坚持，又是否愿意承担代价而不动摇？

陈寅恪在时代中的选择，每一个都是出自本心：

离开北平，赴西南联大；

离开香港，返回清华园；

拒绝赴台，前往岭南大学。

这些选择的结果，借用陆建东先生的一句话来说：

“所有的流离之苦，已转化为兴亡之叹，其体味早已超出了生命痛苦之感而具有文化盛衰之蕴。”

但这种痛苦与哀悲，恰恰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文人风骨和独立人格。

在功利化，实用化，经济化盛行的今天，许多“过时的道德”已然被遗忘，被抛弃，甚至被嘲笑。

纯粹者被斥为“愚蠢”，理想主义被批为“天真”。

注水的论文，失德的教授，遍地横行。

见遍此情此景，唯愿清华园里那块“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不再“灰暗陈旧”。

本文作者：犬儒

责任编辑：柳叶叨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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