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在宋代时期的地位（清明上河图:北宋在烈火烹油和鲜花着锦背后却暗藏巨大的危机）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的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由北宋的张择端所作。该画属于国宝级的珍贵文物，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其中，“清明”二字，和清明节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为了奉承和夸赞宋徽宗赵佶，取“盛世清明”之意；“上河”是指都城的汴河, 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开封。整个画卷全长528.7厘米 ，宽24.8厘米，采用了散点透视的构图方法，描绘出北宋东京城的繁华盛景。

清明上河图

全图大气磅礴，琳琅满目、恢宏逼真、商贾林立、车马喧嚣、货摊铺街、人声鼎沸……，折射出了北宋的经济繁荣之势。作为上承唐朝和五代，下启元朝和明朝的时期，宋朝属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期，也属于华夏文明的璀璨夺目期。

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在《宋史职官志考正》中这样评价: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接下来，我们先从《清明上河图》中了解北宋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

一、农业发展状况

北宋时期，随着耕犁、灌溉等技术的更新，农业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粮食产量也大幅增长。当时，国家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一亿以上，耕地面积也在七亿亩以上。

在现今出土的许多北宋墓葬中，往往都能挖掘出成套旳铁制农具，例如犁、耧、刀、耙、锄、镰等。据此不难发现，北宋的农民已经充分掌握了农耕技术，对耕作的程序也有了更多细化，使单产迅速提高。

占城稻原产于中南半岛，是一种高产、早熟和耐旱的稻种。从北宋开始，占城稻被传入了我国福建沿海一带，并且迅速在江南地区得到推广，使宋朝的水稻由一年一熟变成了一年两熟，进一步增加了粮食的产量。

而且，北宋推行的是租佃制，其最大特点就是减轻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提高了耕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通常情况下，北宋的米亩产量可以平均到二石左右，江南地区甚至可以达到亩产米三石乃至四石的水平，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关于这一点，在《清明上河图》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诠释。随处可见的酒肆和饭馆，以及城郊部分的农耕景象，就是对北宋农业发展水平的一个缩影。

除此以外，北宋的各种经济作物种植也非常广泛，比如茶树、水果、棉花、蔗糖的产量也越来越多。这些，自然都是北宋农业发展状况的真实写照。

二、商业发展状况

清明上河图

从图中不难看出，汴河两岸熙熙攘攘，接踵摩肩，茶楼、酒肆、饭馆、妓院等遍及各处，充分反映出了北宋的商业发展水平。据《东京梦华录》记载:

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自赵匡胤立国以来，北宋就确立了“重农不抑商”的政策，在积极发展农业的同时，朝廷鼓励商业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北宋的商业发展水平远超过当时世界的其他国家，是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以都城东京为例，已经超过了百万的人口规模，各类商业模式不断出现。

但是，从唐朝起就开始的夜间禁令制度，在北宋建国初年依然被延续使用。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太祖皇帝赵匡胤终于下旨，由“京夜市宜令禁断”到“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

自此以后，东京城的商人终于不用再担心夜间的宵禁限制了，基本上可以无拘无束地自由进行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历来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商人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在“士农工商”中排在最末，一直都没有什么政治和社会地位。

在汉朝初年，朝廷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到了唐朝以后，朝廷规定“工商杂类不得与士为伍”；等到了北宋以后，逐渐放松对商人及其后代的压制，规定“有奇才异行者应试”，准许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实现身份由“商人”向“士族”的转变。

最突出的一点，伴随着商业的发展，不仅为百姓提供了安居乐业的环境，更为朝廷增加了财税收入。据《宋史·食货志》记载:

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一百算二十；若有居者居于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一百算三十。

不难看出，北宋的商税主要分为过税和住税，税率分别是2%和3%。以当时北宋的商业繁荣程度来看，这笔税收必然会非常巨大，可以极大地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三、交通业发展状况

在北宋的交通工具中，畜力是使用最频繁的一种，包括牛、马、驴、骡子、骆驼等。由于国家严重缺马，因而除了军队和官府以外，民间的农耕和交通都以牛、驴和骡子等为主。

水浒传剧照

说一句题外话，看《水浒传》的时候，经常会见到梁山好汉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而且吃的都是牛肉。武松的口头禅就是“切二斤牛肉，来一坛好酒”，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为，宋朝严禁擅自杀牛，据《宋刑统》记载:

诸故杀官私牛者，徒一年半。

虽然在北宋的交通业中，畜力是最普遍的交通方式。但是，船运才是其中最核心的一种方式。

东京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最发达的城市，从《清明上河图》亦不难看出，汴河的码头来来往往和络绎不绝的船只，充分展现出了北宋交通业的发达。

东京的船运主要依靠四大漕河，分别是汴河、黄河、广济河和惠民河。其中，汴河自西流入东京，之后向南汇入淮河，历来就是东京城的生命线。它主要负责联通淮南、江浙、湖广和四川等地的军队与物资运输，据《宋大诏令》记载:

国家建都河汴，仰给江淮，岁漕资粮，溢于汉唐。

由于北宋奉行“守内虚外”的国策，在对外示弱的同时，却对于国内管控严格。因此，无论是出于军事目的、政治目的还是经济目的，北宋朝廷都非常重视船运的发展。

受此影响，北宋的造船技术也非常先进，造船规模非常庞大。不过，朝廷不允许个体私自造船，只能由官府设立的船厂进行造船，还专门设置了监官进行管理。

北宋的造船数量非常大，仅在东京周边就有数量不少的船厂。全国一年大约能造出三千艘各类船只，而且还配备了先进的指南针和助力帆等，极大地提高了航速和安全性。

后来，蒙古人从1235年开始大举南侵，直到1273年才攻破樊城和襄阳，进而威逼到临安。以蒙古铁骑的战力，迟迟没有打过长江以南，就是因为南宋继承了北宋强大的交通网络和造船技术。

四、海外贸易发展状况

客观的讲，中国历史上北宋朝是对海外贸易最重视、最积极的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对外贸易的黄金时代，还是我国彰显自己海洋文明的时代。

当时，朝廷专门设立了“市舶司”进行海外贸易的管理，依托着自己超强的经济实力和造船技术，北宋的商船频繁往返于日本、朝鲜、南洋群岛、印度等国，甚至还远赴阿拉伯半岛和非洲。

海外贸易图

通过长期而不间断的海外贸易，使得广州港和泉州港成为最繁忙的国际港口，也给北宋朝廷带来了极其丰厚的收入。

北宋使用金、银、铜、茶叶、丝绸和瓷器等物，通过海外贸易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货物。比如，香料、象牙、琥珀、珠宝、犀角、珊瑚、玳瑁、玛瑙、蕃布、苏木……。而其中，进口数量最多的货物应当首推香料。

在《清明上河图》中，有一家名为“刘家上色沉檀拣香”的店铺，就属于顶级的香料店，售卖各类高档的香料。不过，由于价格高端，这里不是劳苦大众的消费场所，主要针对上层贵族和商贾巨富这些小众人群。

随着海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北宋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进口方面讲，随着国外商品的涌入，对国内的货物生产和技术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在引入硫磺后，促使朝廷对于原先的火药进行了改进和完善，增强了军事实力。

从出口方面讲，海外贸易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发展。由于北宋在海外贸易中，主要以输出瓷器和丝织品为主，这样一来，关于瓷器的制作和丝绸的织造就非常繁荣，直接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

五、手工业发展状况

由于受到农业、商业、交通业和海外贸易的积极影响，北宋的手工业发展势头非常喜人。

以纺织业为例，在北宋元祐初年，全国的丝织产量大约在两千五百万匹左右，而唐代丝织产量的最高峰出现在唐玄宗开元盛世期间，那时的峰值是七百五十万匹左右。两个数值相差了三倍多，充分反映出北宋的手工业水平和实力。

宋汝窑

在我国陶瓷史上，宋代的瓷窑有着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地位，主要以汝窑、钧窑和定窑等为主。其中，一部分是官窑，而更多的却是民窑，产地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这些陶瓷器，除了满足国内的需求外，还要供应海外贸易。

矿冶业在北宋的手工业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突出表现在规模产量的扩大和工艺技术的进步。

由于商业的发达和海外贸易的繁荣，北宋对于金、银、铜、铁、煤等矿物的需求猛增。据《宋会要辑稿》记载:

信州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

面对北宋时“重文轻武”的局面，文化空前繁荣盛行，自唐代就发明的雕板印刷术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实际需求。于是，活字印刷术出现了，被广泛用来刻印书籍。

活字印刷术

与此同时，印刷术和造纸术的相辅相成作用，使得北宋的纸张种类甚多，比如宣州的栗纸、温州的蠲纸、馀杭的藤纸等，都是非常有名的品种。

在官营和私营的各类手工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和地位也水涨船高。

这种情形，在《清明上河图》中表现得很明显，私营作坊使用民间工匠，他们领取银米作为酬劳；官营作坊使用官府工匠，或者从军队调来军匠。这些情况表明，北宋的工匠艺人所受的人身束缚，已经出现了松弛迹象。

六、文化业发展状况

管仲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无疑，此话在北宋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因为经济的发达和社会的富足，东京的大街小巷都是酒肆、茶坊、妓院等各色的娱乐和消费行业。

由于北宋统治者尊崇儒学，对于士族和文人的优渥政策，使得这些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很突出。

而为了吸引这些优质人群前来消费，所有的酒肆、茶坊，甚至是妓院都开始附庸风雅，不断增加自己的文化氛围。受此影响，色艺双绝的各类艺人或文人纷纷涌现，比如闻名后世的李师师。

在《清明上河图》中，出现了说书的、唱曲的、杂耍的、演戏的、算命的等不同类型人物。可见，由于其文化业的发达程度，造就了一大批据此为生的人群。

在声名显赫的“唐宋八大家”中，除了韩愈和柳宗元以外，其余六个均是北宋人。

在北宋文化中主要流行词赋，它不同于唐诗，而更侧重引经据典，以理见长。宋词往往把散文的章法也融入其中，显得更加委婉精深，达到了极高的文学水平。

北宋还涌现了许多的书法家，比如以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为首的“文笔四大家”。另外，宋徽宗本人虽然当皇帝不成功，但却能取众人所长，独具匠心地创造出了“瘦金体”。

瘦金体

除了书法以外，北宋的成名画家也非常多，比如范宽、燕文贵、李公麟、米芾、米友仁等。而《清明上河图》的创作者张择端，也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以上，是北宋在社会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如果用璀璨夺目来形容，也不会觉得太过夸张。不过，在烈火烹油和鲜花着锦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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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北宋的政治开明，除了直言进谏以外，文人和谏官还喜欢利用自己的方式向皇帝表述民情和婉言劝谏。比如，在王安石推行变法之时，由于力度过大而导致了各地的民怨。郑侠绘制一副《流民图》呈递给了宋神宗，希望中止王安石的变法。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是东京城的实情而并非实景，定是他看到了北宋社会表面繁华的背后，浮现出了越来越多的隐患和危机。

北宋版图

那么，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隐患和危机呢？

一、全不设防的东京城

东京城内外，大致应该有120个坊。按照北宋律例，每一坊须设立一座望火楼和一队巡逻兵。在画面中，的确有一座望火楼，但已被改造成了休憩用的凉亭。而在望火楼的周围，也没有看见任何巡逻兵。

拱卫内城的土墙已经被多年的雨水冲刷，上面杂草丛生，几乎没有太大的防御作用。而且，城楼上面不见一个士兵，城门大开而门口却没有士兵站岗，更没有人对来来往往的人流进行盘查。

二、粮食供应出现危机

画面中船运业发达，大量的官船和私船都停泊在港口。但仔细观察后发现，本应该运粮或运兵的官船，上面装的却都是花石纲；而本应该运送普通货物的私船，上面装的却都是粮食。

宋徽宗

看来，由于宋徽宗大量征调官船去运送花石纲，而使得东京城乃至北方的粮食供应出现了紧缺。一些贪利的商人开始乘虚而入，渐渐把持住了粮食的交易，操控了粮食的价格。

三、冗官冗员之下更加怠政

画面中出现了非常多的朝廷官吏，而且个个不紧不慢，相当的悠闲。比如，在城门口附近的一座衙署，零散闲坐着几个兵卒，一边摆放着公文箱。很明显，本应该清早办公的衙门官员，直到晌午还未到来。这不仅仅是冗官冗员，更是明目张胆的怠政和不作为。

四、铺天盖地的茶馆酒肆

从图中不难发现，东京随处都有酒馆，而且饮酒之人甚多。除了平民百姓外，居然还有许多的士兵，一个个都喝得东倒西歪。

在那个强敌环伺而异常凶险的年代，北宋朝廷竟然毫无顾虑，继续任由军心涣散，毫无忧患和抗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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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惊马闹市、消防缺失、官员争道、船桥碰撞、商贾侵街……。

张择端一定是看出了这些巨大的隐患，因而利用绘制《清明上河图》的机会，向宋徽宗提出进谏。画作完成后，张择端就把这幅画呈递给了宋徽宗。他认为无需多言，以宋徽宗的聪明才智和绘画功底，必然能够读出自己的良苦用心。可惜，张择端高估了这个被皇位耽误了的艺术家赵佶。

双龙小印

宋徽宗看到《清明上河图》后，只对张择端的高超技艺啧啧称赞，只对展现出的繁荣景象沾沾自喜，却唯独没有读出张择端的良苦用心，没有发现画作中隐隐的社会危机。然后，宋徽宗在得意洋洋地盖上了自己的“双龙小印”后，就又去忙其他文艺工作去了。

靖康之乱

果不其然，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北宋就发生了“靖康之乱”，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代帝王都被金兵俘掠，北宋也至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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