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商口岸景观 中西文化拧胳膊的

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

“洋泾浜”原是上海黄浦江畔的一条小河浜、位于今日上海延安东路的底下；在今人看来，“洋泾浜外语”代表的多是蹩脚英语，其实它也是各地母语方言与外语混合后的统称，只是由于“上海黄浦江畔”在当时最具代表性，于是那条小河浜就成了这种蹩脚外语的代称。

上海号称“万国建筑博物馆”，在近代的同样历史背景下，类似的“万国建筑”同样体现在各通商口岸城市上，因而“洋泾浜”文化几乎就是晚清到民国时期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它同时也是新旧文化极其“拧巴”地混合到一起的产物。

“万国建筑”下催生出具有沪上特色的洋泾浜文化

不过时至今日，由于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更新，当年的“拧巴”未必就是文化冲突、反成了很有特色的建筑文化融合结晶，于是各地从前遗留下来的西式建筑街区往往也成了当地的一张名片。

据统计，我国近代历史上总共开放通商口岸城市104个，如果包括“胶州湾、旅顺口、威海卫、大连湾、香港、澳门”六处当年的特殊区域，合共110个。这些开放口岸都具有明显的“中西合璧”文化烙印，除了当时新旧文化思想上的剧烈碰撞以外，今天各地的西式建筑街区正印证着这些城市“曾经的屈辱与辉煌”，也为我国留下了宝贵的一笔遗产财富。

城市的整体“洋泾浜”化：上海、哈尔滨、青岛

在过去，“洋泾浜”当属一个偏贬义的词汇，不过今日辩证地看，它就未必象征贬义了。正如早期的美国，“美式英语”与地道的“英伦口音”相比也曾被看成是一种“洋泾浜”，但今日的美式英语反成了世界主流、而英式英语就只停留在教材之上。

“洋泾浜”曾经象征耻辱和被压迫，因为河浜附近曾是监狱

在1842年南京条约中，上海、宁波、厦门、福州被列为通商口岸(广州一直就是)，由此开启了这些地区“近代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上海，在这之前就只是个小镇，对外通商带来的几乎就是上海整个城市的形成，因而上海在城市崛起上就相当于百多年后的深圳、一切资源都“得天独厚”。1898年，清政府又与德国签署了《胶澳租借条约》，近代青岛也在德国人的建设下迅速成型、当时的青岛几乎就等同于中国海滨上的一座“德国城市”。

1905年的“东三省事宜正约”中，哈尔滨等地也成了国际通商口岸，得益于它在东北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先后有33个国家的16万余侨民聚居在哈尔滨，还有19个国家在当地设了领事馆，一处满具国际气息的“异国都市”就这样崛起于东北的大地上。

不熟悉的人真看不出这里是哈尔滨

上海是多国租界混合的地方，其中又以英美势力最为强大，因而上海“洋泾浜”基本就是上海吴侬口音加英语；哈尔滨以俄国势力最为强大，东北口音本来就颇为卷舌，混合俄语后，哈尔滨“洋泾浜”就直教舌头打卷个不停了！而青岛虽是德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由于青岛人对日本并无好感，于是德语就成了“洋泾浜”的主流。

当时我国的俄语翻译、德语翻译基本来自哈尔滨和青岛，也是这种城市背景下形成的渊源现象，倒不是说当地有多少人曾”留学俄国德国“。

青岛的浓厚德国印记

由于城市的整体被殖民化，相应的租界文化也在各地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过上海、哈尔滨、青岛并非我国自古形成的“东方儒礼城市”，人们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就相对平和了许多。

城市局部区域中的殖民地式“洋泾浜”：广州与上海的异同

广州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古代王朝特定的对外开放口岸，“洋泾浜”得最为综合、也没有形成典型的语言特色，倒是粤语中被掺杂了大量外来词汇，而且并不限于来自何种外语。鸦片战争后，沙面沦为了英法租界，在英法势力下，广州沿江西路一带才逐渐形成了类似上海那样的“外滩”。

广州人从商历史悠久，应对各种对外贸易行为都能从对入流，英法外语并没对当地方言形成过多大影响，只是有部分词汇被人们主动吸收了过来，这样的广式“洋泾浜”就是当代粤语中西词汇混合的来源。在广州“外滩”形成后，人们根据场合使用不同的语言，而在民间，则是粤曲照唱、交谊舞照跳(在香港则多了个“马照样在跑”)，广州人似乎早就习惯了外国人在生活中的存在。

在距离“广州外滩”一步之遥的内街，广州人照样趁墟过原来的生活

相比之下，当时的上海虽还是以吴侬软语为主，不过为了谋生，人们还是多以懂几句外语为荣，男人们没套西装甚至不好意思出门就业，这一点在广州就不会存在(甚至会被骂“假洋鬼子”)。

其实，最早的“洋泾浜”是诞生于广州，当时被西方人称作“皮钦语”(Pidgin English)，因为广州人对此不怎么感冒，后来才以更为上海人在意的“洋泾浜”代称了这样的语言现象，上海“洋泾浜英语”则成了中国“皮钦语”的最著名代表。

地方母语与外语的“洋泾浜化”虽源自广州、盛于上海，但它对当代官方语言的影响则体现到新加坡这个地方身上。“新加坡英语”可谓综合了上海广州的“洋泾浜化”特色、既为当地人广为接受、又大量保留了本地语言文化元素，堪称目前最为综合的“洋泾浜”大成了！

“骑楼老街”与大量因对外通商而兴起的近代“洋泾浜”城市群

台城：广东极具代表性的“洋泾浜”城市

除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之外，晚清期间还有大量传统城市被纳入了通商之列，其中有“由小镇变成城市”的(比如广东江门)、也有“由传统古城变成中西混合城市”的(比如广东潮州)。今天的梧州、江门、厦门、汕头、海口等地保留了大片“骑楼老街”，这些老街的形成就是当年被迫“对外通商”的产物。

以江门为例，它本是广东新会下辖的一个小镇，自1902年被辟为通商口岸后，因为水路交通更为便利，在对外通商的需求当中，沿江地域就迅速“由零崛起”、几乎重现了与上海类似的城建历史。民国时期的江门市政厅一度也属于“上海皇帝”杜月笙的势力范围(多任市长都有青帮背景)，江门河(蓬江)上行驶的小火轮无不悬挂着杜家产业的旗号，可惜这样的发展态势后来随抗日战争的打响被终止了，而杜月笙本人也在战争中几乎丧尽一切。

江门河边的骑楼群

这些近代“洋泾浜”城市群中，新旧文化“扭胳膊”的现象也最为明显，比如在新建宗祠的建筑样式上、在年轻人的婚娶模式上、在孩子们的入学选择上，都曾有过“中式西式”的激烈争斗，不少晚清时期的老人还以生命来进行威胁。

还是以江门为例，晚清时江门、台山两地均已形成了大片西式骑楼街区，于是旅美华侨陈宜禧就决定为家乡发展出力、要在江门和台山之间自费修建一条铁路。在铁路走向的选址勘探过程中，大量晚清遗老、地主宗绅们就以“铁路破坏风水”为由强烈抗议，最后，陈宜禧不得不通过袁世凯和恭亲王取得了“尚方宝剑”，这条“新宁铁路”的建设才得以正常开展。

在潮州梧州等地的农村，该时期里还出现过多起“浸猪笼”事件，起因就是因为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或突破宗族规限走到了一起。

今日台山站复制了当年新宁铁路总站的“洋泾浜样式”

在那些年轻人心目中，西方文化的普及带来了思想的开放，他们本以为可以拥抱婚姻自由了，哪知道骑楼之下封建势力依旧，一出又一出“新时代”下的封建悲剧由此上演，也颇具那时代的“拧巴”特色！

“洋泾浜”的周边辐射与各地华侨文化的形成：晚清老人们拧巴中的斗争

晚清老人们的拧巴除了干预孩子教育和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之外，今日留下的巨大“遗产”就是我国南方各地的华侨文化。

以广东的开平碉楼为例，在国外接受过西式教育的华侨后人赚钱回乡后、想要仿照西方样式修建房屋，最后多半都会遭到家中遗老长辈们的反对。不过由于附近城市西式建筑街区的强大辐射效应，渐渐地，老人们的拧巴也终在时间磨合中消逝。

这些晚清老人们自然希望修建的是那种传统中式房屋，但在国外生活惯了的年轻人又不习惯，最后在沟通摩擦中双方各自妥协，出现了一种“内里中式、外观西化”的奇特建筑样式。这种建筑在今天的广东开平、台山等地比比皆是，每一栋建筑的背后，其实都发生过一段新旧理念的“扭胳膊”过程。

广东华侨文化的代表：传统岭南民居与西方建筑的融合

华侨文化在混合中西之外，本身就具有“洋泾浜”的特点。在南方华侨人数众多的地区，除了私人屋宇，就连地方上的商会建筑也存在颇多“洋泾浜”元素——中式的“飞檐翘角”不再是上面的唯一外观元素。

来自西方的自来水、下水道等结构格局的加入，使这样的公共建筑在外观和结构上都跟传统中式建筑有了很大差异，而内中更是出现了不少西方物件：比如中式青花瓶会直接放在西式壁炉上面、旁边有时还放一台留声机，壁炉两侧呢，则可能悬挂有对联牌匾。

如此场景，凸显的是浓厚的华侨文化氛围，从这角度说，“洋泾浜”在当中发生的正面意义就大得多了：“洋泾浜”语言潜移默化影响着思想、思想则直接体现在生活中的一切细节上！

鳞次节比的侨乡街道，当中汇集着一百多年“洋泾浜”的大成

在时间的洗礼下，晚清老人们一开始对这种外来事物自然是抗拒的，拧巴了一段时间、经年轻人抗争了一段时间后，也就慢慢妥协了。如果民国期间在某处骑楼建筑中的茶楼里看到有提着鸟笼的老人，他身上或许就有过这样一段“拧巴与斗争”的往事。

无论如何，任何时期的“新与旧”融合都会发生这般那般的磨合事情，这也是一种历史规律。在当代的改革开放初期，还发生过批判“崇洋媚外”的集体化思潮呢，这同样并不妨碍我们今天步入现代中西多元化的新社会格局。

即便我们将今天的所有外来新事物都称作“中西合一洋泾浜”，这又有何妨？好的事物、好的思想文化，“拿来主义”早已不再落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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