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陈独秀后来关系怎么样（觉醒年代里胡适为何能和陈独秀并肩）

说起陈独秀先生，很多人几乎立刻会对其投以敬意，因为他作为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不光和李大钊先生一起创立了我党，并称“南陈北李”，而且还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自然应该是主角。

可是，在《觉醒年代》中，有另一个身份些许尴尬的人，那就是胡适先生，胡适身为学者曾担任北大的校长，是学界大佬不假，可是和陈独秀并肩成为正剧的主角却让人很是不解，一来是因为他的思想归属和我党有少许出入，二来是因为后来他去了台湾。可是，为何这样的他，还能在《觉醒年代》这样的国家提倡的正剧中，和陈独秀先生并肩，成为两大主角之一呢？

这就得从陈独秀先生的慧眼识珠开始了。当年，陈独秀先生受蔡元培先生之邀，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同时还在1915年的9月份，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他在发刊词中写了敬告青年，提倡科学与民主，为的是冲破壁垒，开拓新路。同时，他也想要吸引青年才俊，积极地给新青年杂志投稿。

而胡适就是在此时横空出世的。当时的他正在美国读博，师从大名鼎鼎的实用主义教育学家杜威先生，远在海外的胡适，看到《新青年》的发刊词，大受鼓舞，很快就写了中国文学史上大明鼎鼎的《文学改良刍议》。在其中，他从“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的文化进化论角度，创造性地提出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学工具，已经丧失了活力，而当时的中国文学想要适应社会发展，必须进行语体改革，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并且，他还从“八事”，也就是从八个方面着手，对当时的文学进行改良。第一，须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这八事从八个角度批评了旧文坛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流弊，还粗略地从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以及语言的变革等重要问题，初步的说明了新文学的要求和推行白话文的立场。

胡适的这篇文章寄到陈独秀的手里，立刻被他刊登到了《新青年》上。而胡适也用这一篇文章奠定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因为，他文章的发表可谓是恰逢其时，当时正值文言文和白话文之争的时刻，而胡适的文章虽然措辞并不激烈，但是内容却发人深省，可谓是对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具有卓越的贡献。

还有就是，胡适创作了我国的第一部新诗集。所谓新诗，就是相比于中国古代的旧体诗而言的，比如传统的五言诗，七言诗，长歌体等。新诗，用大白话说就是用白话文写的诗，而胡适就是和这个敢为天下先的第一人，他在1920年创作了《尝试集》，比如著名的《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如果仅从这部诗集的文学性上来说，大概很多人会惊奇，这样的诗自己也能写上一写，也就是说它没什么文学价值。但是，评价《尝试集》的地位，不能仅仅从文学性这一方面来看，它牛就牛在他是第一部现代白话诗集，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所以，从文学史的意义上看，它实在是进入现代文学不可不谈的一部“经典”。

一篇《文学改良刍议》，一部《尝试集》，在当时那个提倡新文化，打倒旧文化的时代，文学革命主要涉及的观点、形式、内容、措施，《文学改良刍议》都涉及了，它的进步意义实在是不言而喻。另外，新文化运动主要涉及的层面有：诗歌，小说，戏剧，而《尝试集》作为第一部新诗集，在诗歌方面的影响非常深远。

更重要的是，胡适先生在当时不光写新诗，写文章，他还办杂志，培养新文化运动的接班人和主力，可谓是身体力行，导师型的人物。而这也是胡适为何能和陈独秀先生并肩，成为《觉醒年代》两大主角之一的原因，因为，新文化运动中他贡献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