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忆介子推（追思介甫伯安辞）

翁文灏的长篇纪事诗《洄溯吟》中，用“爱读新民天演论，追思介甫伯安辞”来概括他在上海震旦学院的生活：翻看严复译作《天演论》、《群学肄言》，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阅王安石（字介甫）奏疏得见变法自强，读《王阳明（字伯安）全集》并见其五言垂世。诗中提到的两位先贤——介甫、伯安，一位是知鄞千日影响千年的北宋名相王安石，一位是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圣人王阳明。

王安石（1021-1086）画像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是我国北宋时代的一位大政治家、大学者，列宁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出身官僚地主家庭，早具“矫世变俗之志”。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登进士第，先后担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常州知州、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皇帝秘书）等职，在同僚中声誉卓著。

庆历年间，鄞县由于水道和堤防年久失修，连年干旱，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王安石作为知县，首先把大兴水利，浚治川渠之事列为工作重点，解决了水利问题，“治绩大举，民称其德”。上任伊始，他就历时13天，徒步考察了鄞县的山川地势，以便选择合适修建碶闸堰坝的位置。后来的宁波大地上，“挂名”王安石的水利设施很多，如“荆公塘”“王公塘”等，“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对东钱湖的治理”。南宋《宝庆四明志》东钱湖词条下，明确有“庆历八年，县令王安石重浚湖界”的记载，肯定了他对钱湖的疏浚之功。

王安石《鄞县经游记》线路图

其次，针对豪强剥削农民，兼并土地的问题，王安石通过贷谷(或贷款）与民，抑制豪强地主和投机商人的高利掠夺和兼并。在荒年时，将县府的“平仓钱谷”赈济或借给灾民，渡过难关，在来年有收成时归还，这样百姓在青黄不接时可少受剥削，而县府官仓的粮食也得以不断翻新。这实际上是后来他当宰相时推行“春散秋敛”青苗法在鄞县的初次尝试。

第三，王安石在鄞期间重视教育，把孔庙改为县学，并亲自写信从慈城请来杜醇，积极与王说、王致、楼郁交往，鼓励他们参与办学，宁波文脉——桃源书院就在此时应运而生。他也亲身教导鄞县士子，但他不是一般的教育家，而是“百代之师”，堪称宁波文脉的奠基者。

难怪翁文灏在1965年8月又专门写了一首《王安石，介甫》的诗歌来讴歌他，诗曰：

美政收功鄞县宰，苦心多扰宋朝臣。

蹈常师士同情少，舞弊官僚蒸庶呻。

宋失更新悲积弱，君徒信任展经纶。

追思朋党竞争事，痛惜贞忠谋国人。

王守仁（1472–1529）画像

王守仁（1472–1529），幼名云，字伯安，绍兴府余姚县（今余姚市）人。因为曾经在会稽宛委山阳明洞天修学悟道，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谥文成。他出生于诗书世家，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是明朝最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

在学术方面，精通儒道释，是心学的集大成者，和儒学创始人孔子、儒学集大成者孟子及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并称孔、孟、朱、王；在政治方面，他曾经位居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后来因为平定宸濠之乱而被封为新建伯；他的思想不仅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对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乃至全球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王阳明的著作汇编，最早为明隆庆六年（1573）巡按浙江的谢廷杰编定，题名《王文成公全书》，为38卷本。其后各种刻本、印本有20多种，题名有《王阳明全集》《阳明全书》等，各种节本、选本有数十种，日本也多有藏本和中日文对照本。

自震旦学院起，《王阳明全集》陪伴了翁文灏几十年，1962年3月翁文灏即兴写下了《读〈王阳明全集〉》七律一首，诗曰：

政学原来一贯同，险夷漫不滞胸中。

朝廷已是浸贪腐，尚建辉煌盖世功。

朱陆纷争久不消，惟公崛起最高超。

情联后辈风云起，才焕事功文武标。

《王阳明全集》书影

王阳明是明代建功立业的重臣，但更是把宋明理学推向一个高峰的思想家。明代隆庆帝抚追王阳明旧绩，不胜赞叹：“两肩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赏，朕甚悯焉！”王阳明救世安民，功高一时，究其根本，如明末学者魏禧所说，在于“以道德事功，为三百年一人”。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在中国思想史上构建了奇峰突起的心学。明末清初经学家黄宗羲评说，“王阳明可谓‘震露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注明也”。而梁启超则赞，“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

王阳明的文集传到朝鲜、日本，广为传读。直到20世纪初在日本的火车、电车、轮渡上仍随处可见乘客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日本从倒幕运动到明治维新，前三杰中的高杉晋作，后三杰中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都是明阳心学的忠实追随者。1905年日俄战争中率军获胜的东乡平八郎，在庆功宴上面对众人的称贺，举起一腰牌作答，腰牌上写着：“一生俯首王阳明”。

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具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不由于王学所赐予”。所以，章太炎说，“日本维新，王学为其先导”。孙中山谈及这一点时说：“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传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毛泽东读《王阳明全集》感悟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翁文灏、毛泽东这一代人，学生时代就开始接触王阳明并影响一生。1917年，青年毛泽东在读《王阳明全集》后慨叹：“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他有感于王阳明一生经略四方之志，写了《心之力》一文，杨昌济老师给出满分100分再加75分；后来，毛泽东在他的哲学思想中，革命性地升华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1961年翁文灏赋写《推崇王守仁》七律一首，表达自己对这位伟大乡贤的崇敬之情：

良知学说辨争丛，宏毅精神可敬崇。

善恶分明凭理欲，险夷原不滞心胸。

武功文学超当世，圣道工夫粹厥躬。

如此人才非易得，发聋振惰佩高风。

《翁文灏与宁波》编撰组：叶立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