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图像（为知识分子画像）

作者：张烈鹏

打开著名作家格非的长篇小说新作《月落荒寺》，随着阅读的深入，渐渐感到手中的书卷具有了沉甸甸的分量。不妨把作品当成一个现代寓言来解读，不难发现，作者探讨的是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命运。《月落荒寺》篇幅并不长，仅有13万2千字，但留给笔者的审美享受和思想震撼，却是强烈而巨大的。掩卷沉思，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映现眼帘，挥之不去。作品宛若从字里行间伸出了一双无形的手，一次次将读者拉入它所创设的人物画廊中。笔者认为，这部作品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成功地塑造了类型多样、面目各异的知识分子形象。

一是传统型，以林宜生为典型。

林宜生是哲学博士，原本在京城一所理工科背景的大学里负责公共政治课教学。但由于对中国古代文献和老庄、王阳明、佛学等颇有研究，到了新世纪，委身市场谋生，在各类培训机构里讲授传统文化课。“林宜生总有办法让听课的政府官员或企业老总时而笑得合不拢嘴，时而正襟危坐，目眩神迷”“一年之中，林宜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奔波于全国各地”“每年将近一百万的讲课收入”……这些无不说明，林宜生是一名腹有诗书的知识分子，也是一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都很好的成功人士。

也许是长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熏染的缘故，林宜生的观念和行为比较传统，保存着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或底线，但也承受着现代化的冲击。在爱情上，他经历了三段婚姻。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次是过错方。即使是在黄山，面对赵蓉蓉的风骚体态和欲望告白，他还是想起“一念疏忽是错起头，一念决裂是错到底”的忠告，最终理智战胜了欲念。

在亲情上，林宜生像古往今来的所有父亲一样，真心疼爱自己的儿子。为了不影响儿子伯远学习，为了让儿子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妈妈”，他一度隐瞒了离婚的真相，甚至不惜背上黑锅，遭受儿子误解。他善于和儿子沟通交流，当听到儿子与蓝婉希险些偷尝禁果，但最终冷静克制住时，不禁大加赞赏。开明的态度与传统的思想，在这里实现了深度融合。

在为人上，林宜生一方面洁身自好，坚守底线。例如，对安大夫提出的要求某老总独生子到他名下读研的请托，态度鲜明，严词拒绝。另一方面，没有完全摆脱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影响，参加了一个不定期聚会的固定的朋友圈。同时，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甚至没有抵抗千百年来的江湖文化，在向赵蓉蓉讨债的问题上，错误地同意让黑社会势力去摆平。

在命运上，林宜生也有许多痛苦：妻子白薇被加拿大人派崔克所勾引，移情别恋，红杏出墙；母亲对他所谓收受学生礼物行为的检举揭发，以及通过信件、电子邮件等手段进行的无休止纠缠；爱人楚云因为奇特的身世，被人绑架、蹂躏，突然失踪；自己长时间遭受抑郁症的折磨，久治不愈……而这些，恰恰是传统文人容易遇到的不幸和悲哀。

作者正是通过对林宜生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深刻地展示了东西方文化之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主流文化与江湖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二是现代型，以楚云为代表。

楚云的性格特点，通过两条线索得以展现。

一条线索是她与林宜生的爱情故事。楚云在芝加哥学习、生活几年，比较主动地拥抱西方文化。回国后，她在新东方做外语老师，因为给伯远补习英文，与林宜生相识。她秀外慧中、学贯中西，并未丧失自我。她的知识面，“并不限于日本俳句、白居易和帕斯卡尔”，而且对德彪西、贝多芬、巴赫等音乐大师的作品也是如数家珍，让林宜生心生爱慕。她对林宜生是真心的，同居以后，用心打理林宜生的家庭生活，特别是真诚地与他的儿子伯远相处。当伯远希望院子里能种上美国绣球，但整个北京城难以找寻的时候，她不惜动用辉哥提供的只能一次性使用的特殊手段，驱车昌平购买苗木。当伯远在阅览室聚众看毛片，即将受到校方严肃处理的时候，她敏锐地抓住校长把柄，挺身而出，巧妙搅局，使得事情不了了之。当自己被寻仇的黑帮诱骗、凌辱并严重毁容以后，为了不给林宜生添堵，她选择了永远离开。

楚云与林宜生的爱情经历，把她的美丽温柔、博学多才、诚实善良，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同时标明了楚云的人生态度：对传统文化“林宜生”依然爱慕，也愿意帮助；但作为现代型知识分子，命中注定，她难以和传统的“林宜生”永远结合。

另一条线索是楚云与辉哥的传奇故事。楚云是弃婴出身，是辉哥在放学路上发现并抱回了她，是辉哥的奶奶和父母收养了她、宠爱着她。养父养母去世后，楚云得到了辉哥像亲哥哥一样的真心关爱和拼命保护；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深切感受了江湖险恶与命运多舛。楚云最终为辉哥的仇家所劫持，遭到了令人发指的摧残和折磨，失去了美貌，也失去了爱情。楚云与辉哥之间发生的故事，说明楚云对人伦社会难以割舍，也昭示了现代型知识分子受封建人伦伤害的命运结局。同时，这更是现代文明对封建思想、江湖文化无声的揭露和控诉。

三是堕落型，例如白薇和周德坤。

白薇是海淀区一所文科大学的老师，有过在波士顿和日本生活、工作的经历。她崇洋媚外，对波士顿带有甜味的空气、奈良大街上成群结队行走的麋鹿盲目推崇，对加拿大国籍心仪已久，对祖国的称谓也悄然发生变化。她自私自利，明明是因为自己“没忍住”而导致离婚，但在财产分割的时候，依然悉数卷走丈夫三百多万存款，给丈夫和儿子留下的，只是难以催要的二十八万元债权。她为人虚伪，被加拿大人派崔克抛弃后，只向国内的亲朋好友宣布喜得贵子的消息，只对加拿大的儿童福利赞不绝口，但对再次离婚的事实刻意隐瞒，以求精神麻醉，自欺欺人。

同时，白薇也是个悲剧人物，移居国外后，婚姻上屡遭不幸，最后嫁给了一个年纪比她大很多的退休工程师，情感上并不幸福；经济上长期拮据，“放弃自己的教授职称和学术研究”，没有正式的工作，“依靠一个年老工程师的退休金度过余生”。 白薇由于传统文化根基不深，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委身失守、丧失自我。她左右失据、寄生乞食的悲惨结局，实则将作者强烈的批判意识生动地凸现了出来。

周德坤是一名画家，也是一名艺术策展人。他的传统文化修养不够，主动投身市场经济，接受了享乐主义等一些腐朽的东西，衣着新潮，住宅豪华，精通茶道，养尊处优。他善于用塞红包等低俗手段，频繁地拉拢官员为自己的艺术活动站台。他生活作风不检点，“在女人的事情上，有一点重口味”，连自家的保姆老宋也不放过。与老友查海立的遗孀赵蓉蓉，更是一拍即合，勾搭成奸。他卑鄙下流，为解决自己遭遇老宋的丈夫和儿子反复纠缠的棘手问题，居然主动联系“送花人”，通过不法手段，实现个人意图。可以肯定地说，周德坤是一个三观不正、在人生路上严重跑偏的知识分子典型。

四是虚假型，李绍基是个例子。

李绍基是一名领导干部，起初升迁速度较快，官至正司级且极有可能“更进一步”，后来因为一些问题，不升反降，调到了老干部局。在仕途不顺的情况下，李绍基与一帮知识分子混在一起，从中寻求精神寄托。这说明，他对传统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理解不深，缺乏传统知识分子的操守。

李绍基先是靠写毛笔字排解心中的郁闷，居然练就了一手漂亮的颜体；继而迷上经文，迷上茶道，迷上了养热带鱼，甚至发展到了连上班也不愿去的地步。后来，随着某位“大领导”被突然宣布双规，他的命运出现了根本性逆转。东山再起后，李绍基热衷于以光鲜形象出现在官场，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与当初的文人朋友保持了距离。李绍基展露的，是不折不扣的伪知识分子嘴脸，他的所作所为，说到底是文化的悲哀。

五是理想型，体现在杨庆棠身上。

杨庆棠是“骨灰级”古典音乐发烧友，《天籁》杂志总编辑兼乐评人。他一表人才，谈吐不俗，举止合度，风雅得体。“庆棠的话题总离不开音乐”，对音乐的研究十分深入。杨庆棠的出现，也总是与音乐有关。

在作品近乎神秘的叙事中，正是杨庆棠与楚云的讨论，才或明或暗地引出了乐曲《月落荒寺》的主题；正是杨庆棠在楚云失踪两个多月后收到的信息，才昭示了音乐的神奇力量；正是杨庆棠在圆明园荒寺边举办的中秋音乐会，才赋予了故事以象征的意蕴和深刻的内涵。由此可见，作者的思考是，知识分子要立足专业、参与建设、执着理想。作者通过杨庆棠这个人物形象，寄寓了“被音乐提纯”的美好希望。

《月落荒寺》值得品味的，远远不止于此。然而，“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三两枝。”在这部作品的诸多亮色中，最突出的，还是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

（作者张烈鹏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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