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出家人是怎么样的（真实的出家人原来如此）

印光大师生于清文宗咸丰十一年辛酉旧历十二月十二日辰时，阳历即1862年1月11日，陕西省郃阳县赤城东村人，少习儒学，赴县学考中秀才，二十一岁，礼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道纯老和尚剃染，翌年在陕西兴安县（今安康市汉滨区）双溪寺印海明定律师座下受具足戒，传临济、天台法派。印海明定律师所属双溪寺开山是明代日杲老和尚，日杲老和尚传承宋代临济宗第二十二世、天台宗第十五世福建雪峰祖定禅师法派，属于禅宗的临济宗一派。他出家后，曾在湖北莲花寺修苦行，白天在寺院中从事各种杂事，如烧水、挑煤、扫地、担水之类的作务，晚上待众僧睡眠后，他复坐起念佛整个晚上。二十六岁时闻莲宗十二代祖师彻悟际醒禅师创办的红螺山资福寺专修净土，遂于冬十月入资福寺念佛堂专一念佛。除念佛之外，深入经藏，研读大乘经典，由是契入佛心，八宗教理，分析抉择，理事圆融，觉了径路修行唯有净土一门。从三十一岁因协助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在北京奉请藏经，随之南下长居普陀山法雨寺三十余年闭关专修念佛三昧。现在法雨寺还保留着大师的闭关房，有朝礼普陀者可以一观。

高鹤年居士在《印光大师苦行略记》中载民囯六年（1917）赈济北方水灾，先到普陀山礼拜印光大师询问赈灾的办法，并劝印光大师应该接收在家皈依三宝的弟子。因为印公终身不收徒弟，不接受钱财，在家信众供养的钱财香敬一概不要，终身闭关专修念佛，不求闻名于世。印光大师后来只所以被世人知晓，还是因为高鹤年居士以俗家身如出家僧一样游方参学，在民国元年（1912）云游于普陀山，在法雨寺关房看到门上写着“念佛待死”四个字，知道关内住着有道高僧。扣关参礼，对谈数日，终于明白佛法大义，修行门径，受益无尽，因此暗中将大师的几篇佛学文章刊登于当时上海的《佛学丛报》，也不敢暴露大师真实名号，只署“常惭”二字，印公自号“常惭愧僧”。后来徐蔚如收集大师散落于各处的书信印行，名为《印光法师信稿》，陆续搜集成《印光法师文钞》及续编，经过十三年后在中华书局印行名为《增广印光法师文钞》，这些书信都是大师在闭关中针对信众来信中请问的佛法修行各种疑惑的回复。后在大师临寂前几年才印行了《印光大师文钞续编》，大师示寂五十年后，又继续搜集，于莆田广化寺刊印了《印光大师文钞三编》。民国八年（1919），温州永嘉居士周孟由，其乃清末探花，后辞官专门修行，闻祖师德行，携弟奉母登山恳请皈依，印祖再三推辞不过，才为其说三皈依，由此开头，闻名善信慕列门墙，遂一发不可收拾。这是大师开始被人所知的大略经过。

高鹤年回忆在民国六年赈灾面询印公老人，临行印公取银圆拾圆交于高鹤年做为赈款，此款是法雨寺常住发于大师，师即以赈灾，自己分毫不存。而印光大师终身淡泊，凡所有信众的供养金转手又为其斋僧、建寺、印径，或赈灾、救济病苦、捐助边关抗日将士，如1935年陕西大旱，大师将苏州报国寺全部存款一千大洋悉数汇去赈济，而报国寺不得不由此而艰难倍增。1936年傅作义将军在绥远省五原组织军民抗击日寇并取得绥远大捷，印光大师将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期间信众所供奉之二千九百余圆大洋全部捐于绥远抗日将士，回到苏州，又将报囯寺原存九百印经书款又汇去赈济因抗战受灾的绥远民众，事后德森法师查账仅余几十圆，而寺院一切用度不得不因陋就简勉强度日。据《印光大师年谱》载：1937年11月19日日寇侵占苏州，凶残成性、穷凶极恶地杀烧抢掠强奸良女，无所不为其极，而日寇听闻印光大师的德行，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有一天有一个日寇高官带了几个中级军官亲自到灵岩山寺拜见印光大师，并主动表示要赠送全套的日本大正大藏经给寺院，印光大师当即回绝：“我们寺院里的僧人都没什么文化，识字不多，只会念念佛，别的什么也做不了，藏经没有人阅读，还请送到其它的地方去吧”！日寇闻后不悦，慑于大师的威望，悻悻地离开。印公曾开示弟子：日人以虎狼之心欲亡我中华，我四万万同胞当万众一心，抱有牺牲之精神，保卫我华夏道统，凡我佛徒，在此民族危亡时刻，当发扬菩萨利济众生之大行，舍身护国，用报囯土之恩！

印光大师自己的生活实在是太俭朴了，民囯七年（1918）夏，函约高鹤年居士往扬州印《安士全书》，此书内附有《了凡四训》、《文昌帝君阴骘文》、《俞公遇灶神》，是大师亲自校对首次倡印，因为从普陀山初次到扬州，人生地不熟，所以邀约前往，以便照应。到了上海，高鹤年拟往玉佛寺或海潮寺这样的大寺院去挂单，印公坚持不允，说：“你的熟人太多，人家要客气办斋，你我是苦人，何必苦中求乐，又要化费钱文，又得作陪应付，白白消耗光阴”。于是按照印光大师的意思寻找到一个非常偏僻冷落的小寺庙天台中方广下院，两人办事住了四天，共计花用了两元钱。罗鸿涛居士《印公大师琐事》中提到丁福保居士谈到印公的一件事，当时丁福保居士办有印刷厂，大师在厂印《安士全书》，校对事毕，印公要回普陀山向他辞行借两元路费，丁福保愿意供养五元，不必归还，印公不可，仅受二元，而且说明回寺后一定偿还，丁福保也随便漫应一下，没有当回事儿。从上海回普陀山当时是在十六铺码头乘轮船，开船当天丁福保关于印刷上的事要找印公，遍寻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五等各个船舱，遍寻不到，又到最便宜的散席大统舱去找也没有，想想印公节俭，或许只买的最最便宜的散座票（就是允许上船，但没有座位，只可停住在甲板上，顺带回去而已）。于是在甲板上再三找寻亦未获，后无意间发现印公正在发动机马达的轰鸣声及煤尘飞扬而酷热难耐的锅炉房跏跌而坐，怡然自得，手拔念珠在念佛哩。二元钱能买个什么票呢？人望之以为苦，师以价廉而亦能回山，独得其乐曰：“此大便宜也”。回山三日后，印公即给丁福保居士汇来所借的两元钱，丁居士不觉感叹不已！

民国十八年（1929），有广东皈依弟子黄筱伟在香港专门为印公建造了一座寺院，亲自到上海迎请赴港弘化，普陀山三圣堂真达老和尚以江浙人心向善，信佛者众，法缘殊胜，坚请挽留在苏州报囯寺闭关。尝有政府高官某某以祖传蜜蜡念佛珠供养，大师不受曰：“尔看错人也，予岂需此者乎”？印光祖师一生不畜钱财，穿的衣服上有补丁，穿的僧鞋上有补丁，僧袜上有补丁，毛巾上有补丁有破洞，使用的器物皆破弊不堪，南亭法师到关房礼拜，请求开示，透过门洞举眼望到印公床铺上挂了一顶白黄黑三种暗色交织而成的不知什么颜色的破旧蚊帐，一床薄被，一张草席，寒酸到极处。祖师圆寂以后，清点遗物，全部资产只有三十多元钱，其中还有为信众回信而用的十几块钱的邮票，权算作遗产，实际真实遗产仅仅只有十几块钱！而这十几块钱的现金，也是因为这几日有十几位信众上山做佛事，给每位僧人供养一元钱，侍者师父为印公收下来的，其实印光大师真称得上是一文不名、一钱不值、一无所有了，印公自称自己是“粥饭庸僧”而已。这是一个弟子几百万、印书上亿册、海内外闻名的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吗？

（资料选自《印光大师纪念文集》，此文是二篇，陆续尚有三篇、四篇，敬请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