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重复怎么在作图中体现？彭佳指示性范畴论

摘要

指示性具有如下特征：从符号与对象的关系而言，它是直接指出对象、与对象之间是连续的；从空间性而言，它是方向性的；从符号与主体的关系而言，它是动力性的，尤其是身体驱动性的；从逻辑关系而言，它是因果性、秩序性、类别化的。指示性并非直到符号主体对对象进行范畴判断时才出现，而是在对象以 “最低完整形式”呈现在主体视阈中时，也就是现象学所称之 “共现”阶段时就已经出现。不仅如此，由于身体在生理性符号过程中的卷入，这一过程的指示性还表现在符号主体对对象的时空位置预判和随即的身体反应上。指示性可以分为指示性基础、指示性范畴和指示性趋向三个范畴。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指示性的三分之中，人类独有的符形能力和元符号能力，使得后两种指示性超越了生物符号活动的层面，在文化艺术的符号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和提升，并揭示了人类作为符号学动物的独特性。

关键词

指示性；具身；生物符号学；符形能力；元符号

0引言

符号学的奠基人皮尔斯 （ Ｃ．Ｓ．Ｐｅｉｒｃｅ ）在开创符号三分体系时，将符号的种类分为三种：像似符 （ｉｃｏｎ ）、指示符 （ ｉｎｄｅｘ ）和规约符 （ ｓｙｍｂｏｌ ）。当代符号学研究普遍认为，这三种符号形成的基础，分别是像似性、指示性和规约性，而指示性是符号过程的第二步，即符号判断中才能获得的性质。然而，此 种 观 点 也 引 发 不 少 论 争。索 内 松（ Ｇｒａｎ Ｓｏｎｅｓｓｏｎ ）曾从认知的角度讨论符号现象在主体意识中的呈现，他认为，在皮尔斯所说的“基础”（ Ｇｒｏｕｎｄ ），也就是对符号对象的感知中已经有指示性存在，他将其称为 “指示性基础”［ １ ］ 。对此持类似看法的是赵毅衡，他认为，统觉的压力是对物的感知转向共现的动力，而共现有四种形式：整体共现、流程共现、认知共现、类型共现。这四种共现的基础都是指示性，而符号感知中已经有指示性出现 ［２ ］ 。在此基础上，赵毅衡进一步提出，指示性是第一性，而指示符是原始的、植物的符号反应， “绕过了解释，与信号相近，落在符号意义活动的门槛上”［ ３ ］（Ｐ１０３ ）。

对此，笔者曾撰文反驳，以库尔（ Ｋａｌｅｖｉ Ｋｕｌｌ ）的“符号阈限”（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ｚｏｎｅ ）论为基础论证 指 示 性 属 于 第 二 性 的 范 畴。“符 号 阈 限”（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是 艾 柯 （ 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 ） 在１９７６ 年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 “区分符号世界和非符号世界的边界或门槛”［ ４ ］（ Ｐ５ ）。其后，库尔指出，根据不同符号主体的符号活动能力，可以将符号活动分为三级阈限：第一，植物性、像似性的阈限。作为较为初级的生物和符号活动主体，植物能够对相关的符号对象进行感知和辨认，库尔将这种能力称之为 “纯粹的辨认”（ｐｕｒ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植物会根据这种感知到的、辨认出的符号进行生物化学反应。第二，动物性、指示性的阈限。动物具有记忆、关联和分类的能力，即 “关联性的学习”（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能力，它使得动物可以对环境空 间、对环 境 中 对 象 的 类 别 进 行 辨 认 和 映 现（ ｍａｐｐｉｎｇ ），判断对象的空间位置和类别。第三，人类的、文化的、规约性的阈限 ［５ ］ 。在库尔的论述之上，笔者提出，指示性是第二性，而从生物符号学而言，动物以上、包括人类的先验意识是以指示性为框架和主导的 ［６ ］ 。

这一讨论从生物的符号活动出发，探讨的是符号学理论架构中至今没完全得到厘清的根本问题，然而，从人文学科的立场而言，我们不得不追问，除了证明符号活动的连续性、证明指示性是贯通了动物和人类符号活动的所在，对于生物符号活动之指示性的讨论，之于人类意义世界的意义何在？就如科布利 （ Ｐａｕｌ Ｃｏｂｌｅｙ ）在 《生物号学的文化蕴涵》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ｉｏ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从生物符号学出发的研究揭示了，“正是人类栖居于意义世界的独特方式，由非言说和依靠语言现象建立的言说模式共构的特有模塑，使得人类如此不同”［ ７ ］（ＰＰ．１２５－１２６ ）。如果说指示性是动物性的符号阈值之“最低基础”，那么，它本身是否具有渐进性，在人类意义世界的形式和作用有何差异？本文试图以生物符号学为起点，去探讨指示性在人类符号活动中的范畴和分级问题。

卡莱维·库尔《生命符号学》

1指示性的特征及两大范畴

指示性在语言学中已经得到了较高程度的讨论，其定义相当清晰。例如，葛文（ Ｌｉｓａ Ｍ．Ｇｉｖｅｎ ）就认为，“指示性就是语言直接指向对象而非指涉对象的能力”［ ８ ］（Ｐ２４５ ）。也就是说，指示性在于语言符号与对象之间的透明性，像“你”、 “这里”这样的人称和关系代词，是语言符号之指示性的最佳例证。然而，在符号学中，指示性的定义并不明晰，常常需要从符号学家对 “指示符”的分析中推导出来。皮尔斯自己对指示符的定义如下：“指示符是这样一种符号或再现，它能够指称它的对象，主要不是因为与其像似或类似，也不是因为它与那个对象偶然拥有的某种一般性特征有联系，而是因为，一方面，它与个别的对象存在着一种动力学 （包括空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与那些把它当作符号的人的感觉或记忆有联系。”［ ９ ］ （Ｐ５６ ）在此基础上，科拉彼得罗 （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Ｃｏｌａｐｉｅｔｒｏ ）对指示符的讨论表明了指示符的空间关系，及其与对象之间的动力关系。他写道：“事物 （物和事件）主要是通过指示符的闯入式主张 （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 ｉ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之特征来获取我们的注意的。”［ １０ ］（Ｐ１４６ ）

科拉彼得罗举出的例子包括房间外的意外巨响、不请自来的敲门声等从背景中突然凸显出来的、夺取人的注意的现象：在这里，可以看到，指示性是在对象直接进入人的感知并引起相关的身体反应（朝外看或是转向门的方向）之过程中所获得的性质。指示符进入人的感知，是为了引起人的注意并激起相关的身体反应，很显然，它是 “动力性”的，驱动符号主体的动觉行为的。

著名符号学家西比奥克 （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Ｓｅｂｅｏｋ ）指出，指示性的基本特征是连续性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包括 “时间上的接续”（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因果或果因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ｃａｕｓｅ ｔｏ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ｒ ｏｆ ａｎｅｆｆｅｃｔ ｔｏ ｉｔｓ ｃａｕｓｅ ），以 及 “空 间／时 间 的 联 接”（ｓｐａｃｅ ／ ｔｉｍｅ ｖｉｎｃｕｌｕｍ ）。由此，他论证说，动物的符号活动是指示性的，它们与时空关系和因果效应紧密相关。［ １１ ］ 在德尔文 （ＲｅｎéＤｉｒｖｅｎ ）等人对指示符的讨论中，指示性所具有的、通过凸显而引起人对对象的注意的、并引起对方身体反应的性质表现得更明显。他们也认为，指示符的基本特征在于符号形式与意义之间的 “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使得指示符成为皮尔斯提出的三种符号中抽象性最低的符号：它们是最 “原始”（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的和 “有限”（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是动物的符号交流中的主导，也是它们的交流局限之所在。在这里，指示符与身体之方向反应的关联再次被突显出来。［ １２ ］（ＰＰ．３－４ ）由此可见，符号主体的身体在指示性的产生过程中，有着明显的卷入，在生物符号过程中尤其如此。

指示性除了与身体、空间紧密相关之外，还具有 “类别”的特征：由于指向具有明确秩序，它往往是范畴化、类别化的。指示符所指向的，可以不仅是对象，还有对象所属的群体和类型，这是指示性成为意识形态批评之重要议题的原因。对动物的符号活动而言，这种类别意味着较为固定的反应：天敌意味着躲避，食物和配偶意味着寻求，自然界中的对象被 “符号化”之后形成的 “类别化”的空间方向反应，与作为符号主体的生命体本身的存亡休戚相关。这正印证了迪利的看法：指示符强调的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它指向作为符号对象的物本身，而非其他符号或意义。然而，动物的指示符虽然能够形成类别，较之于人类依靠自身语言能力来建立的指示符，却缺失了能够进行自我意义导入的符形维度：正是这一维度确立了人与其他生物的分别。前文已经提到，语言学中讨论了用透明关系来指向对象的指示性；这种 “透明关系”，属于任意武断的语言关系之范畴。正是因其 “透明”，它的意义就需要依靠语境来输入，克劳斯 （ Ｒｏｓａｌｉｎｄ Ｋｒａｕｓｓ ）就曾指出，像 “你”、“我”、“这里”、“那里”这样的代词，它们本身没有确定的意思，其作用是索引式地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 对 象。她 认 为 这 些 指 示 符 是 “转 换 词”（ｓｈｉｆｔｅｒ ），本身的意义和指向的对象是阙如 （ｅｍｐｔｙ ）的。［ １３ ］（ＰＰ．６８－８１ ）皮尔斯对此表达过相似的看法，他认为 “这”、 “那”等指示代词和关系代词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实在的，但也是依靠句法来实现的 （即，具有指称功能）；而语言学家所说的 “不定指代”（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 ），如 “任一个”、“每一个”这样的 “全称选择词”和 “某个”、 “另一个”这样的 “特定选择词”，以及介词、介词短语，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纯指称性的，这种指示符可以被称为 “退化的指示符”［ ９ ］（ＰＰ．５７－６０ ）。

在 《符号学基础》一书中，迪利 （Ｊｏｈｎ Ｄｅｅｌｙ ）曾用一个清晰的公式来描述皮尔斯的符号三元式，而这两种不同的指示关系在其间得到了鲜明的展示。他写道：“符号是任何一个被 Ｂ 所规定的 Ａ ， Ａ 在规定着 Ｃ 的同时使得 Ｃ 间接地被 Ｂ 所规定。……因此， Ｃ 在被 Ａ 直接规定的同时，也被 Ｂ 以媒介的方式所规定。”［ １４ ］（Ｐ１１６ ）其中， Ａ 是符号 （再现体），Ｂ 是对象，而 Ｃ 是解释项，三者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如迪利的论述所揭示出的，像似性、指示性和规约性之间，是相互缠绕的关系：在同一个符号中，往往同时包含这三种关系。然而，在指示性的符号关系中，再现体和解释项之间的指示性必须是实在的 （如听到敲门声去应门、认出 “这”或 “那”指的是具体的哪个人或物）；而再现体和对象之间的指示性则可以是实在的，是具身感知中空间性、方向性的，即纯粹的指示性，或者指涉的、依靠语境来输入意义的，即退化的指示性。后一种指示性，即，用同一符号在符形结构中自由地替换指涉意义的能力，就是西比奥克所说的语言能力：在原始人类用堆叠小石块的不同方法进行表意时，就已经存在。它涉及到的是人类与其他具有符号活动的生命体最为根本的区别，即，对自身使用符号的行为之意识，对符号在整个符号表意结构中的替换和再组合可能的意 识，就 是 迪 利 所 说 的 “智 能 的 知 觉”［ １４ ］（Ｐ１１６ ），是彼得里利 （ Ｓｕｓａｎ Ｐｅｔｒｉｌｌｉ ）所说的 “反思符号”和 “解释自我”的能力 ［１５ ］（ Ｐ１６４ ），是赵毅衡所说的 “元符号能力”［ １６ ］（Ｐ２７０ ），简言之，是超属地附着于和动物共有的符号能力之上的、对符号和符号行为自反地进行认知的能力。指示性的两大范畴亦是如此：在和动物符号活动共同的 “实在指示性”上，人类有着超属地附着于这一基础指示性之上的、靠语言能力建立起来的 “退化指示性”，因此，必须将其分开来讨论。下文将这两种不同的指示性，分别作为具身符号感知和文化艺术经验中的现象呈现进行探讨。

2具身符号感知中的指示性

在符号主体对对象进行感知时，首先获取的，是对象的相关属性：尽管我们对对象的视觉感知是不完全的，它却总能以最低限度的整全形式呈现在我们的意识中，这个问题在西方学界引起了长期的讨论。张汉良在对生物符号学进行诗学建构时，把这一议题推溯至亚里士多德的 “灵魂论”。他指出，对象之于主体的呈现，有赖于主体 “灵魂”之想象力，而 “灵魂”是与动物的机体运动紧密关联的：“第 一，动 物 皆 有 灵 魂，灵 魂 是 与 身 体 互 动 的（４０３ａ３ ），‘一切感觉都有赖灵魂对身体的启动：愤怒、温 顺、恐 惧 （ ［ｐｈｏｂｏｓ ］）、怜 悯 （［ｅｌｅｏｓ ］）、勇气’……第二，根据第一点，动物总类诚然具有共同特质，否则灵魂说无法成立，但其各分类亦各有特质。感觉、饮食、生殖等 ‘大欲’，凡动物皆有，想象 ［按：‘想象’或更准确地说，‘显象’］（ ［ｐｈａｎｔａｓｉａ ］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详 见 下文）则可能属人和某些动物共有，而思维能力则可能为人所独有 （４１４ａ２９－ｂ１９ ）。……显象和感觉或语言的思考又都不同，虽然显象伴随感觉出现，判断也往往依据显象。”［ １７ ］（ＰＰ．２３－２４ ）这段论述在现象学的视域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生物符号学观点：第一，动物对符号的感知和类别化反应，是身体机动性的。类别化的反应必然伴随着范畴判断，从感知到反应，其间联接着的范畴判断，必然是和身体相关的；第二，此处所论的想象（即张汉良所说的 “显象”），类似于现象学所说的“先验想象／直觉想象”，它是空间性共现之必需，不仅是 “人的意识的特征，是不由人控制的自我澄明的本质能力”① ，也是动物和人所共有的能力，尽管动物的 “先验想象”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此种空间性先验想象是伴随感觉出现的，又是进一步的类别判断之依据。换言之，它的一端连接着身体的感知，另一端连接着意识；从符号意义过程而言，它帮助符号主体将获得的对象之属性转化为对一个整体对象的呈现，从而连接产生意识的类别判断。

这种将片段化的感知转化为整体对象的过程，被符号现象学称为 “形式还原”［ １６ ］（ Ｐ７１ ），它是意识具有的先验能力。因此，在对象的整体形象呈现出来的过程中，意识和身体的感知就已经是共同作用的。这 种 看 法 在 梅 洛 － 庞 蒂 （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Ｍｅｒｌｅａｕ －Ｐｏｎｔｙ ）的知觉现象学中，却受到了强烈反对。梅洛－ 庞蒂认为，知觉是先于意识产生的，知觉到的对象所拥有的属性，譬如，抚摸布料时触感给主体带来的感觉，并没有经历意识的反思而产生，这种知觉呈现出来的感受才是最朴素、原始的对世界的呈现，它本身就已经足够饱满，不受意识对对象的描述性和规定性所限。他承认身体的知觉有着先验性的、圆融的结构，它所带给符号主体的感觉是先天决定的。这种知觉的体验有一种绽出 （ｅｘｔａｓｅ ）机制，能够把这种单独的感觉放在 “理性的综合”中进行调整，从而 “使得一切知觉都是关于某物的知觉”［ １８ ］（Ｐ１０３ ）。梅洛 － 庞蒂认为意识的这种整合作用是后天的、而非先验的知识，它遮蔽了物的本来状态，“它最终使我们断开了与知觉体验的联系，虽然它本身是知觉体验的结果和自然延伸”［ １８ ］（Ｐ１０４ ）。在他看来，物体在空间中的这种整体呈现是后天的空间观念所给予的，因为 “在原始人那里，有时，被感知物体像是黏贴在背景上的，有时，在他面前呈现的实际未确定物不能使空间的、时间的和数学的整体以可 操 作 的、清 楚 的 和 可 辨 认 的 方 式 连 接 在 一起”［ １８ ］（ＰＰ．３３－３４ ）。的确如此：看似先验的空间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的程式来绘制的；对世界、自我、身体的空间认知皆是由文化观念的深植所决定的，就如对身体的视觉修辞研究所指出的，身体的整体化与原子化，与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视觉空间认知机制休戚相关 ［１９ ］（Ｐ４７ ）。由此，他强调了身体和世界的共构性，并试图建立以身体的知觉来呈现出的生活世界。

然而，仅仅因为原始人的空间感不如现代人，就能够否认符号主体的意识所具有的先验空间形式吗？从生物符号学的基础、主体世界 （ Ｕｍｗｅｌｔ ）学说出发，就可以看到这一论点的不足之处。尤克斯库尔 （Ｊａｃｏｂ ｖｏｎ Ｕｅｘｋüｌｌ ）在描述虱子建构的主体世界时指出，虱子可以呆在树上等待很长时间，直到有哺乳动物进入它所生活的环境。尽管虱子没有听觉器官，视觉和嗅觉也极其有限，却能极其敏锐地探测到哺乳动物汗液中的酸性物质，并将此作为食物对象的符号，传达给自己的行为器官。由此，虱子开启了自己的觅食行为：它跳到哺乳动物身上，靠着对体表温度的感知钻入动物的皮毛进行叮咬，直到获取的食物足够支持其进行繁殖行为。虱子和它所叮咬的哺乳动物，显然是共享了同一个环境；但较之于后者，虱子所拥有的符号意义世界是由非常有限的味道、温度和光线所构成的。在这个符号意义世界里，并没有视觉性的空间性共现，但虱子根据嗅觉感受，能够判断出自己和对象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对象的空间方向，同时，这种感受能够从身体传递给其意识，并判定这种酸性物质是食物的类别，同时开启身体的空间反应：向哺乳动物的方向跳跃。这种空间的强指示性，在动物的活动中表现得非常清楚：身体调节着动物感官对对象的感知和意识对对象的判断，并做出相应的反应。尽管动物的主体世界可以是实践的、经验的，但其时空感和范畴判断却是由先验的结构所预设的，尤克斯库尔将其称为 “生命体的计划”。

梅洛 － 庞蒂自己在讨论对象之完整呈现中的空间性时，将其归结于 “整体知觉”的作用：“如果没有整体知觉，我们不会想到要注意整体的各个部分的相似性和邻近性……物体的统一性是建立在即将来临的事件的预感之上的，这种预感将直接回答仅潜在于景象中的问题，物体的统一性解决只是以含糊期待的形式提出的问题，把直到那时为止还不属于同一个世界，正如康德深刻指出的，因而还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成分组织起来。”［ １８ ］（ ＰＰ．３９－４０ ）这种对对象的部分邻近性的空间感受，以及将潜在于景象中的部分即空间共现中靠先验想象而显现出的部分，不管是像梅洛 － 庞蒂所说的，依靠的是 “整体知觉”，还是意识，都是存在于我们的先验结构中的指示能力，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回到共现的问题上：如果说指示性是空间性的、方向性的，那么，在我们对对象之完整性的获得中，它就已经初步出现了。当一把椅子的观相出现在主体的视域中、它的正面形象之相关属性 （棕色、长方形、有腿）被主体所获得的同时，主体的意识中必然会浮现它的立体形象，以及它和自身的空间距离。这种形式还原是在主体的身体协调和联接下获得的，源自主体的感官和意识被先天赋予了的能力。这个过程中，存在着先验的、浑成的身体感知结构，我们不能因此排除意识的存在—突显知觉符号现象中的身体维度固然至关重要，但只强调身体意向性的极端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失去意识的身体之感知，是神经生物学中悬而未决之议题，很难靠现象学来解决；而我们的感知要有 “形式还原”，要在意识中成为整全对象，这说明了知觉是不能仅靠身体的感官就单独完成的。如梅洛 － 庞蒂所说，对物的抽象化和描述，也就是理性对物的经验认知，的确是可以被悬置、被延迟的，就如我们对艺术物的创造是可以尽力减少象征意义的建构而突出其 “物性”那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物象的呈现、对物的感知可以离开意识，正如胡塞尔所说，“侧显”不能完全地呈现对象，“每个 ‘真正实在’的对象都必然地 （以无条件的本质普遍性的先验方式）对应一个可能的意识观念；在此意识中，对象本身能够本原地被获得，从而可以以完全相合的方式被获得”［ ２０ ］（Ｐ３４１ ）。在它的呈现中，总有着有待意识去填充的空间，这就必须依靠康德提出的、先验性的意识观念来赋予被感知的对象以相合性，使其被还原为整全的对象。

任何对象的呈现必然是侧显，这与符号学所认为的符号过程的第一步是仅仅获得对象的 “相关品质”，也就是获取其片段的第一性 （像似性），是非常吻合的。此时，对象尚未成为整全的物，它的共现并没有完成。这说明，仅仅依靠身体的感官感知，而没有意识的先验想象能力，判断是无法产生的——不管是对物的整全性的感知，还是对它的类别判断或实践预判，都无法产生。反过来，意识也是依靠身体所承载的，它与感知的关联是经由身体完成的，就如扎哈维 （ Ｄａｎ Ｚａｈａｖｉ ）指出的， “身体的特征是作为零点在每个知觉经验里都在场，作为每一个 对 象 都 朝 向 的 索 引 性 （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 ） 的 ‘这里’。”［ ２１ ］（Ｐ１０４ ）这里所说的 “索引性”，就是指示性，不过译法不同——身体通过感知将对象引向主体，引向主体的意识，从而使得对象能够呈现在符号主体的意识之中。在扎哈维专论胡塞尔现象学之身体观的论文中，他如是说：“每一个空间倾向和对空间中对象的每一个经验指的都是和我们的具身相关的、指示性的 ‘这里’。因此，胡塞尔声称，身体是其他对象的可能条件，每一个在世的经验都是因着我们的具身而被调节，成为可能。”［ ２２ ］（Ｐ６６ ）可以说，在由形式直观和形式还原所共同构成的符号感知中，动物和人作为符号主体是具身感知的，这种身心合一的感知过程本身就具有空间的指示性。

3文化艺术中的指示性

前文已经指出：生物符号活动的指示性是以动物活动为阈值下限的；身体、空间与指示性密不可分，在以人为主体的、生理性的指示符号活动中，亦是如此。然而，与动物完全不同的是，人作为具有元符号能力的主体，对于指示性在整个符号体系中如何建立自我与世界的 “锚定”，有着明确的意识，并能够对依靠任意武断性建立起来的指示符进行替换、翻译和解释。赵毅衡曾指出，“我”作为言说者，能够建立以自我为主体的意义世界，是因为我们依靠语言建立的指示性是一种对自我和世界进行认知的基本方式 ［１６ ］（ Ｐ１０６ ）。无怪乎罗素将语言的指示词称为 “自我中心的分列项” （ｅｇｏ － ｃｅｎｔｒ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ｓ ）［ ２３ ］（Ｐ４６１ ）：人们依靠语言指示符建立对自我与他人的区分，以及对世界之秩序性的确立。

在依靠语言指示符建立的整个秩序中，人作为符号主体，能够明确地意识到符号系统之指示链条的破损或缺失：这是人超越于其他任何符号动物之处，是发展到最高级的指示性的特别之处。语言指示符的相对性，如 “我／你”、 “这／那”、 “此处／彼处”，以及系统性，如 “任何／全部／无一”这样的整体指代框架，是完整的表意系统之主干和基础。这种指示性从语言延伸至文化艺术中，尤其在现代文化艺术中，表现相当鲜明。

在这里，笔者将再次提到克劳斯对 “空指示符”（ｅｍｐｔｙ 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的讨论。在语言中，如果缺少指示词，语句的意义是无法清楚指向其再现之现实的。例如，在 “这张桌子很结实”这个句子中，缺少了指示词 “这张”，语句的意义就无法实现；而与之相对的是，其他桌子可能并没有那么结实：这一语境信息作为语句中隐而不显的意义要素，也难以被传 达 出 来。因此，马丁 ·列斐伏尔 （ Ｍａｒｔｉｎ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才说：“没有指示符，我们的再现就只能模糊地、没有区分性地、或者泛泛地去指代对象，无法与世界之间建立锚定。……是指示符使得命题有了意义，赋予了后者指涉世界的能力。”［ ２４ ］ 指示符在指出再现与认知中与现实 “锚定”之处时，也就确定并显现出了整个潜在的语境和框架，这是指示符能够引导人们索引式地寻找整个语义框架体系的机制所在。指示词对语境和框架潜在的揭示作用，被克劳斯用来描述 “艺术如何终结”，她指出，日常生活中的物被任意地挑选出来，其内在机制类似于“转换词”的指示符，其意义的阙如依靠语境来填补输入。这种意义阙如的艺术品，是一种姿势、一种自我言说的 “在此”， “将物从现实的连续性中物理地移置到艺术图像的既定条件中”［ １３ ］（ Ｐ７８ ）。被移置到这一语境中的物品转化成为艺术的指示符，它作为指代艺术世界链条中被展示的对象，指向的并非对象本身，而是整个艺术语言系统的框架体系。如同 “这”、“那”、 “你”、 “我”这样的指示词，作为艺术符号的日常物索引式地指向自身，以及和自身相对的、隐而不显的符号结构与要素。

不仅如此，在物转化为艺术品的过程中，由于对物的 “破损性”（Ｂｒｏｋｅｎｎｅｓｓ ）② 的展示，物在日常生活中被遮蔽的原初状态得到了 “绽出”。所谓 “破损性”，就是将物从日常的使用和状态中脱离出来，进入和人互构的艺术关系之中。正是这个互构的过程促成 了 艺 术 的 生 成，就 如 罗 姆 巴赫 （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Ｒｏｍｂａｃｈ ）写的：“并不是只将一种变化外加给结构状况，而是从整体根本的、无可比拟的变动性出发重新把我纳入整体。只有当一种完全确定的动态运行起来的时候，才形成一个 ‘存在者’的结构处境。”［ ２５ ］（Ｐ５５ ）正因为物是在与人的互动中被创造为艺术的，艺术创造的过程就成为了一种表演、一种姿势，一种指示性特有的、“动力”（ｄｙｎａｍｉｃ ）的过程。

在艺术符号学家对于“表演性”（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 ）与指示性之关联的探讨中，这一过程得到了深入的讨论。既然艺术品是一种表演和姿势，一种指向自我、言说自我之 “在此”形式的表达，那么，其指示性就可以表现为，它指向艺术创作的 “踪迹”（ｔｒａｃｅ ）：后 者 是 最 为 典 型 的 指 示 符。这 种 自 我“露迹”，与生物符号过程中的 “踪迹”大不相同：它以对指示符号活动的认识为基础，是关于指示符之指示符，即，元指示符 （ ｍｅｔａ－ ｉｎｄｅｘ ）。艾米莉亚·琼斯 （ Ａｍｅｌｉａ Ｊｏｎｅｓ ）就曾对波洛克 “滴画”艺术的指示性进行过讨论，她认为，波洛克的创作是现代绘画艺术转向的一个标志：从对艺术之像似性的追求———不管在绘画的像似性中相似、逼真的成分和抽象、变形的成分发生了多少变化，像似性始终是绘画艺术主要的符号性——转向了对绘画姿势、对绘画创作这一行为本身的形式的表现，因为“绘画的姿势圈才是最重要的、对波洛克行动中的身体 ‘故事’的讲述”［ ２６ ］（Ｐ８４ ）。对艺术创作姿势和形式的突出，就是一种 “元指示符”：它利用对“踪迹”的暴露，来揭示艺术与生活的 “区隔”之所在，揭示艺术的 “框架”之所在。

波洛克 “滴画”艺术

在当代影像艺术中，元指示符大量存在，艺术创作者们用它来完成对艺术之 “框架”的指出：西方实验戏剧为了突出自己是 “戏剧”而用灯光照射台下的观众，“滴画”和装置艺术暴露艺术创作的整个过程，电影中的拍摄花絮———诸如此类，都是以 “表演性”来暴露 “踪迹”，指向艺术本身的框架。指 示 性在 这 里 成 为 了 一 种 身 体 的 “趋 向”（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一种对 “踪迹”的追踪和询问。表演者的身体，以 “插入”场景、 “插入”观众与作品之间沉浸关系的方式，打破了艺术旨在创立的幻象，它与真实、与生活相融合的幻象。这一指示符号活动，建立在人对指示性之自我意识上的、以身体为媒介的符号活动，是人类独有的身体指示性符号过程。

4符号活动中的指示性三分

指示性的符号活动，是以具身感知的动物符号活动为起点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动物和人的感官往往是多渠道的，对整体对象的呈现就必须通过身体之 “联觉”来实现，而指示性对于整合这种“联觉”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基于对现象身体之重要性的强调，梅洛 － 庞蒂否认意识是感官统一的本源，但他仍然认为，一种 “意向弧”在 “我们周围投射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将来，我们的人文环境，我们的物质情境，我们的意识形态情境，我们的精神情境，更确切地说，它使我们置身于所有这些关系之中。正是这种意向弧造成了感官的统一性，感官和智力的统一性，感受性与运动机能的统一性”［ １８ ］（ＰＰ．３９－４０ ）。这种 “意向弧”是空间关系性的，从视觉语法而言，它在在场与缺场之间建立了一种 “暗指识别关系”［ ２７ ］（ Ｐ１２１ ），也是指向身体运动的，同时，它还是身体的感官感受和能够进行抽象判断之理性相统一的基础，这种空间性、方向驱动性和从感知进入判断的特征，都是指示性所独有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指示性不仅是共现的基础，还是联觉的基础：它是诸感知必须整合为对完整的、实际的对象，并由此指向该对象的压力所在，是通过协同而孕育在具身感知的主体之中的统一的意向性。就如皮尔斯所说的，指示符“能够真实地反映它的对象”［ ９ ］（ Ｐ５７ ），这种真实性，指的并不是逼真性或透明性，而是能够让主体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对象是什么、并且把自身引向它的性质。唯有如此，感知到的符号才被赋予了最低程度的完整性，解释者才能被引导到它所指示的对象经验上去。由此可见，在动物对对象的感知、判断和反应中，指示性是始终存在的。

这里所说到的，在符号感知中就已经具有的指示性，并非是对象的感官所感受到的、对象的相关属性———即使对象的视觉空间形式可以是一种单纯的品质，主体之于对象在视觉能触及的范围之外的想象和视觉的本身感知而建立起来的 “最低完整形式”，也是基于指示性在起作用，这里的指示性是背景式的，它通过将人的注意引向对象中被遮蔽的部分，而突显出对象的 “最低完整形式”本身。应当说，这是最低程度的指示性，笔者建议，将其称为 “指示性背景”（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

在获得了符号感知之后，动物马上会进入对对象的范畴判断中，即，判断对方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是配偶、食物、天敌还是无关物，来决定自己的身体反应，是寻求、逃避还是忽略这一对象。这种判断是指示性的，它会驱动动物的运动神经和肌肉进行相关反应。这种指向对象所属类别的指示性，笔者建议称其为 “指示性范畴” （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指示性范畴”在动物的符号活动中是非常具体的、和实际的反应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人类的语言文化活动中，它可以是高度抽象的，如函数的象限性、按编号进行的排序、地理学的经纬划分等等，它以鲜明的秩序性指出对象所属的范畴或语境 （ｃｏｎｔｅｘｔ ）。能够表明书写者身份的字迹、可以表明动物种类的脚印等，也当列入此类，因为 “身份”和 “种类”，都属于记忆范畴。当代现成品艺术、 “物”的艺术，之所以能够被视为艺术，依靠的也是 “指示性范畴”：它指向的是艺术品所依靠的那一整套 “艺术世界”制度，即，它所从属的文化范畴。然而，与生理性的指示符号活动不同的是，这样的 “指示性范畴”，建立在对整个制度和对自身在整个制度中可被替换性的认知，也就是符形能力之上，是对范畴和框架的整体指出。

在动物的指示符活动中，在判定对象所属范畴的同时，动物还要进行另一方面的判断：对对象运动的时间预判，这就是所谓的 “流程共现”。生命体在不同情况下感知到的时间快慢各异，这也是由其先天的感知器官构造所决定的：这种主观的感知时间，保证了生命体可以对外界符号进行及时的解读和反应，从而完成预定的行为。它和空间的方向指示性一起，驱动身体对对象做出反应。换言之，对对象的范畴和空间形式、尤其是空间距离和方向的获得，会促使动物形成一个流程共现，此时，先天的认知范畴和后天积累的经验会共同作用于动物，帮助其判断出对象能够在何时运动于或处于空间的哪一个位置之上，从而有预期地进行方向和速度上的控制，这在较为高级的动物进行集体捕食时尤其明显。符号主体的这种时空感受驱动身体做出迅速反应，这就产生了第三种指示性：“指示性趋向”（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它是符号主体和对象发生的身体上的关联。不仅如此，这种 “指示性趋向”在动物的活动中还开始显示出和规约性初步联接的倾向，因为在高等动物集体捕食的活动中，越是分工明确、富有经验的动物，越能精密、准确地预判过程中各个对象的时空位置，而驱动身体进行相关反应，获得更高的捕食率。这种高度的精准需要动物群体长期的互相磨合和社会地位的相互规约才能获得，这也再次证明了符号活动的连续性和渐进性。

在人类的指示符号过程中，也存在 “指示性趋向”：当我们听到敲门声或看到烟火，最自然的反应就是循声而应或循迹而望。这是生理性的指示符号过程中普遍而基本的现象。而在元指示符中，这种 “指示性趋向”也相当清晰：身体姿势作为指示符，指出了作为另一指示符的 “踪迹”，即艺术创作的过程。同样的，这种更进一步发展的 “指示性趋向”，也是建立在人对艺术创作这一整体符号过程和对指示符的认知之上、建立在 “元符号能力”之上的，是智性的、更高级的指示性所在。

指示性可以分为指示性基础、指示性范畴和指示性趋向三个范畴，此三分法符合皮尔斯三分符号体系的基本原则，是一个可以继续探索的研究模式。本文以图表形式，对指示性三分做更清楚的区分：

指示性作为基础的符号性之一，存在于从动物到人类的普遍符号活动之中，这体现了符号连续论的基本观点。然而，塑造人类特有的意义世界的，不仅仅是人类与其他生命体符号活动的共性，更重要的是人类与其他生命体符号活动的差异。尽管本文的探索仅仅是一个尝试，希望能够以指示性为起点，对人类符号活动与其他符号活动的异同加以辨析；但其关注的，却是当前符号学在 “生物学转向”之 后 最 为 根 本 的 问 题，值 得 进 一 步 研 究 和讨论。

注释

① 赵毅衡提出，“先验想象”与亚里士多德的 “显象”之不同在于：“先验想象”是将获得的、关于对象的片段属性整合为完整对象的能力，它可以是空间的，也可以是时间的，因此是所有动物和人类所共有的；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显象”，是在空间中呈现的整体对象，因此是部分动物和人类共有的。详见赵毅衡 《先验与经验的想象 日常与创造的想象》， 《福建论坛》２０１５年１０期，第９８页。

② 物的 “破损性”与当代艺术创作的关系，是任海教授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在 成 都 蓬 皮 杜 双 年 展 上 举 行 的“作为宇宙技术的艺术智能”工作坊中提出的论题，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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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年7月 第５６卷第４期

编辑︱崔璨

视觉︱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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