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祁的思想（宋祁的故事）

宋祁《景文宋公文集》书影。

历代的官修正史，一般只由官阶最高的监修官独自署名，惟独《新唐书》署作“欧阳修、宋祁撰”。对此，欧阳修之子欧阳发在《先公事迹》中云：“初奉敕撰《唐书》，专成纪、志、表，而列传则宋公祁所撰。朝廷恐其体不一，诏公看详，令删为一体。公虽受命，退而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己意？’于是一无所易。书成奏御，旧制惟列官高者一人，公官高，当书。公曰：‘宋公于传，功深而日久，岂可掩其名，夺其功？’于是纪、志、表书公名，而列传书宋公。”今检欧阳修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上奏朝廷的《辞转礼部侍郎劄子》中明言：“内列传一百五十卷，并是宋祁一面刊修，一部书中三分居二。”可证欧阳发所言不虚。由此可见欧阳修不掩他人之善的气度，也可见宋祁对《新唐书》确有巨大贡献。独自撰写《新唐书》中“三分居二”的内容，是宋祁名垂青史的人生业绩。除此之外，宋祁还是一个颇有“故事”的人，今从故纸堆中录出几则以飨读者。

宋祁与其兄宋郊（43岁时改名宋庠）并称“二宋”，宋祁遂被称为“小宋”。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二宋同时参加进士考试。登基才两年、年方十五岁的宋仁宗正为其父真宗守丧，故未进行需由皇帝亲临的殿试来决定进士之名次。省试后礼部奏上合格进士二百零七人的名单，宋祁名列第一，宋郊名列第三。临朝听制的皇太后刘氏（就是民间传说“狸猫换太子”中的那位反角）认为弟弟不应名列兄长之前，乃擢宋郊为第一，宋祁则降至第十（此据范镇《宋景文公祁神道碑》、叶梦得《石林燕语》及马端临《文献通考》，他书所载名次稍有出入）。只因比其兄年轻两岁，宋祁本已到手的状元便拱手让人。日后宋庠官至宰相，而宋祁仅至工部尚书，未必不与是否状元出身有关。

二宋少孤，早年寓居安陆，生活贫苦。宋庠《贫病》云：“贫病两何缘，相将百虑煎。储空担石粟，书贷倍称钱。客讶甘螬李，偷惊惜故毡。因声谢才鬼，拟作送穷船。”宋祁《侨庑》云：“瞿昙少病苦，司寇正归欤。不凿墙坯遁，犹烦里旅居。饭舂霜稜粟，羹糁雪畦蔬。愿受为氓籍，闭披种树书。”又宋祁《怀故里偶成》云：“先畴少失杏花耕，十载穷尘困缚缨。”皆是对少时穷困的写照。入仕之后，宋庠官至宰相，宋祁也官至翰林学士，同为朝廷高官，两人的生活态度却相去甚远。钱世昭《钱氏私志》云：“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书院内读《周易》，闻其弟学士祁点华烛，拥歌妓，醉饮达旦。翌日，谕所亲令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学士笑曰：‘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吃齑煮饭，是为甚底？’”这条记录并非单文孤证，曾巩《隆平集》卷五中称宋庠“俭约不喜声色”，而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五中则称宋祁“晚年知成都府，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盥漱毕，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观者，皆知尚书修《唐书》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内宠，后庭曳罗绮者甚众。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凡十余枚皆至。子京视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归”。北宋的士大夫待遇优厚，生活豪纵奢侈者相当常见，名臣寇准便是如此，宋祁所为也不算特别出格。但宋祁的言行毕竟境界太低，与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人格理想相去甚远。宋庠为相、宋祁为翰林学士或龙图阁学士的时段是庆历五年（1045）至皇祐元年（1049），此时范仲淹等人正在推行“庆历新政”且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的全新士风，范仲淹在庆历六年（1046）所作的《岳阳楼记》中明确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理想，宋祁的言行与此格格不入。范仲淹也是幼年丧父，他年青时寄居僧舍，与一位舍友“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十数茎，醋汁半盂，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彭乘《墨客挥犀》卷三），其艰苦程度比二宋的“吃齑煮饭”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宋史·范仲淹传》），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反观宋祁，他年青时“吃齑煮饭”、刻苦读书，“是为甚底”？看来就是奔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目标，故一旦得志，便肆意享受、纵情声色。“书中”二句出于《劝学篇》，相传乃宋真宗亲撰，用意是以荣华富贵来诱导人们读书应举，这对中国人读书只求实利的不良风气起了很坏的影响，宋祁堪称受其误导的最早典型。

宋祁作词不多，但词名甚著，其《玉楼春》中“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传诵人口，以至于张先称他为“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另一首《鹧鸪天》也很有名：“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如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九句词中倒有四句袭用李商隐诗，未免“挦扯”过甚。宋祁诗风近于西昆体，相传西昆派首领杨亿等人被伶人讽刺为“挦扯”李商隐，以至于后者衣衫破烂，看来宋祁的词风也有此病。此词的故事见于《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三：“子京过繁台街，逢内家车子，中有褰帘者曰：‘小宋也。’子京归，遂作此词，都下传唱，达于禁中。仁宗知之，问内人第几车子，何人呼小宋？有内人自陈：‘顷侍御宴，见宣翰林学士，左右内臣曰：小宋也。时在车子中偶见之，呼一声尔。’上召子京，从容语及，子京皇惧无地。上笑曰：‘蓬山不远。’因以内人赐之。”此事如果属实，可谓累世难逢。那位宫人竟敢在大街上褰帘呼唤“小宋”，且在皇帝追查时坦然承认；宋祁竟敢对“内家车子”中的红颜知己心存觊觎，且公然作词咏之，幸亏他们遇到的是宋仁宗，否则双方都可能招来不测之祸。《三国志》卷二十裴注引《典略》记刘桢事云：“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元人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五云：“贾似道居西湖之上，尝倚楼望湖，诸姬皆从。适二人道装羽扇，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曰：‘尔愿事之，当令纳聘。’姬笑而无言。逾时，令人持一合，唤诸姬至前曰：‘适为某姬受聘。’启视之，则姬之头也。”可见帝王将相虽然姬妾成群，但皆为禁脔，文士多看一眼都会招来死刑或劳改的惩罚。那些姬妾则是蓄于笼中的玩物，决无走出牢笼自由恋爱的可能。虽然清代小说《聊斋志异》中说已归仙籍的甄氏向刘桢的后身自荐枕席“以报情痴”，明代传奇《红梅记》中说名唤李慧娘的“一姬”被贾似道杀害后化作鬼魂且与“美哉少年”幽会，毕竟只是后人的浪漫幻想。所以宋祁此词没有酿成惨祸，反倒成全一段风流韵事，堪称词坛奇遇，这是宋仁宗朝政治开明的一个旁证。

最后一则故事是宋祁立遗嘱。嘉祐六年（1061），宋祁病重，卒前撰《治戒》示诸子云：“吾学不名家，文章仅及中人，不足垂后。为吏在良二千石下可著数人，故无功于国，无惠于人。不可以请谥有司，不可受賵赠，又不宜求巨公作志及碑。……吾生平语言无过人者，慎无妄编缀作集。”宋祁平生行迹并无大过人处，这封遗嘱倒是不同凡响。宋代的士大夫，往往邀请名人为亡者撰写墓志铭以求不朽，诚如南宋吴儆《答汪仁仲求撰墓志书》所云：“古今士大夫之家所立碑志，必先有行状，然后求当世名士叙而书之，埋之墓中，谓之墓志，为陵谷迁变设也。”贤如曾巩，也曾请欧阳修为其祖父撰写墓志铭，且作《寄欧阳舍人书》致谢曰：“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宋祁却能主动嘱咐儿孙“不宜求巨公作志及碑”，堪称卓荦不群。此外，凡是曾事著述者，谁都想让自己的文字结集付梓以广流传。《儒林外史》中寄寓荒寺的牛布衣临终前将两册诗稿托付给老和尚，说：“这两本是我生平所做的诗，虽没有甚么好，却是一生相与的人都在上面，我舍不得湮没了，也交与老师父。有幸遇着个后来的才人替我流传了，我死也瞑目！”文士的这种心态与工匠们希望自己的产品广受欢迎是同样的道理，毕竟是曾经付出心血的作品，谁也不愿让它们湮没无闻。况且在印刷业极其发达的宋代，结集付梓并不困难，南宋刘克庄有诗云“派里人人有集开”（《湖南江西道中》），北宋的情形也相去不远。宋祁的作品其实价值不菲，苏东坡就说：“吾观二宋文，字字照缣素。渊源皆有考，奇险或难句。”（《密州宋国博以诗见纪在郡杂咏次韵答之》）由于宋祁的遗命，其遗稿秘藏于家未传于世，直到38年之后，才由其后人出示唐庚并得刊行。文人往往自视过高，对自己的作品敝帚自珍。宋祁却如此谦逊，这种深藏若虚的态度在历代文人中似不多见，值得关注。

莫砺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