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诗人刘玉堂（著名作家刘玉堂去世）

著名作家刘玉堂于5月28日晚间去世，享年71岁。

刘玉堂先生之子刘春雨向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证实了这一消息，“父亲身体也没有毛病，最近他在忙着在家乡沂源建文学馆的事情，现在事情基本完成了，他可能比较累，也松了一口气。”

刘春雨表示，父亲是无疾而终，走时平静从容。告别仪式遵循刘玉堂先生从简从俭之所愿，定于5月30日下午13时30分在济南殡仪馆一号厅举行。

去世前还在签名捐书

刘春雨提到的“在家乡沂源建文学馆”，正是在淄博沂源龙子峪村规划建设的“刘玉堂文学馆”。

参与文学馆规划设计的张期鹏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目前刘玉堂文学馆规划已经初步敲定，规划由刘玉堂工作室、玉堂书屋、刘玉堂文学馆三部分组成。5月28日当天，我们还在和刘玉堂老师一起商讨这个事情。”

刘玉堂(左)手持作家张炜为文学馆题的字.

张期鹏说，刘玉堂文学馆主要展出刘玉堂先生的文学作品，以及他创作时所使用的纸笔等写作用品，还有他的手稿、书信等文献，都将呈放在文学馆里。

沂源是刘玉堂的家乡，1968年，高中毕业两年的刘玉堂参军，历任文书、新闻干事、宣传干事等职；1982年转业至家乡，任县广播局编辑部主任；1988年调《山东文学》杂志社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1991年底调山东作协创作室任副主任、常务副主任；2002年10月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

在部队期间，刘玉堂自1971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发表作品近四百万字，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钓鱼台纪事》《滑坡》《温柔之乡》《人走形势》《最后一个生产队》《山里山外》《刘玉堂幽默小说精选》等；长篇小说《乡村温柔》《尴尬大全》；随笔集《玉堂闲话》《我们的长处或优点》《戏里戏外》等。应邀主编了《老百姓文库》和《人本文丛》，创作长篇小说《八里洼纪事》获中国作协首批重点作品资金扶持。

张期鹏说，就在5月28日上午，刘玉堂老人刚刚将其30余本签名书籍赠予文学馆，捐赠的书籍有自己的作品，也有自己的藏书。目前，刘玉堂文学馆正在紧张筹备中，将于今年10月1日前对外开放。

他的幽默有包容度

著名学者、山东大学教授、山东省作协主席黄发有在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采访时，对刘玉堂的去世连称“震惊和沉痛”，并称这是“山东文坛的重大损失”，“我们之前见面时他风趣幽默的状态，仍在眼前。”黄发有说，刘玉堂是新时期以来成功将方言与描述对象成功融合在一起的作家，“他对沂蒙山的描写非常有洞察力，通过沂蒙山的方言，生动地将沂蒙山村民的生存状态、对待生活的态度表现出来，是这一题材标志性的作家。”

黄发有提到了刘玉堂的作品《最后一个生产队》《尴尬大全》，指出刘玉堂作品将传统小说写人的艺术特性融入其中，“刘玉堂小说将传统的审美成功地转化到自己作品中，这与一个时期以来不少作家主要从外来文学汲取营养的路线很不同。”

著名作家张炜曾这样评价刘玉堂，“他把沂蒙山疯迷一般写了三十年，结果成为文坛上一个罕见的文学灵手，一个让人津津乐道、啧啧称奇并且再也不能忘怀的作家。”2004年，刘玉堂出版长篇小说《尴尬大全》，将目光对准了一批“县城里的文化人儿”，齐鲁晚报记者当时对刘玉堂进行专访，标题拟为《刘玉堂：幽默的文化人儿》，刘玉堂对此表示认可。

对于刘玉堂的幽默表达，黄发有说，刘玉堂作品的幽默有包容度，“他的表达方式是乐观的，充满智慧的，对生活方式、对人生的态度，对复杂事物，都有宽容，以一种达观的方式表现出来。”

他是独特的这一个

“再也听不到玉堂兄唱鲁南小调《小五更》了。”著名作家赵德发听闻刘玉堂去世的消息非常感伤，他马上买了日照到济南的车票，“我一定到济南送老兄长。”

赵德发说，自己和刘玉堂都是从沂蒙山走出来的作家，“他出道比我早，对我也多有提携。我早期代表作《通腿儿》发表在《山东文学》上，他专门写了读稿札记《苦难的温情》进行推介。后来我们一起在省作协主席团，他是山东文学史上的重要存在。他对沂蒙山深入肌理的描写，他幽默诙谐的语言，都成为文学鲁军中的鲜明印记。”

在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丽军看来，刘玉堂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具有独特的贡献，“他不仅是山东文学重要的作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也是个性特色鲜明的作家。我更倾向认为他是中国当代文学沂蒙山派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张丽军说，刘玉堂作品中语言和故事的幽默在中国当代文学独树一帜，比如《乡村温柔》，比如《最后一个生产队》，都有这样独树一帜的特点，“对于当代文学而言，刘玉堂是独特的这一个，当代文学只有一个刘玉堂，刘玉堂从不与别人重复。”

对于刘玉堂作品的幽默，张丽军说，刘玉堂作品的幽默和老舍、张天翼的风格都不一样，“刘玉堂的幽默是民间的接地气的幽默，是整体的幽默，正如他的人一样，温厚善良。”

“我是一个农民”

刘玉堂的小说被称为“乡土小说”，他自己也多次说“我是一个农民”。一个著名的作家为何这样定义自己的身份？对于这样的疑问，刘玉堂此前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说，“强调自己是一个农民，是从骨子里或出身上讲的，我来自农村。再一个就是从观念上讲，我不管是写农村还是写城市，差不多都用一种农民的立场或视角观察、看待问题，我的特点就是憨厚、朴实，不矫情，不做作，平视农民及一切弱势群体，不居高临下。我给报纸写的些小文章，一般读者都觉得比较亲切，像是两个人在拉呱，这大概就是平视的角度、平实的心态和朴素的语言在起作用。”

即使说到这样的话题，刘玉堂也不改自己幽默的特点，“强调自己是农民，也比较容易得到理解与宽容。我文章写得不好，你可以原谅，农民嘛，写得这样就不错了。”

这样的农民的定义，也是一种劳作的姿态。刘玉堂之子刘春雨回忆说，“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三十多年前，我爹那张水曲柳写字台上的油画。那张从杂志上撕下来的插页上，一个光着膀子的人在稿纸堆里伏案写作。这张插页基本就是我这辈子对我爹在创作领域中的全部印象与认知。这张插页一直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底下，后来不知所终。我之所以还能清晰地记着它，很大程度上缘于无数个闷热的夏夜，我爹就是这样光着膀子大汗淋淋地在他的小书房里写作，那脊背的感觉和身边稿纸堆的形态跟画上的一模一样。”

刘玉堂说，很多人将乡土小说理解为比较“土”的小说，或者干脆就是写乡村的小说，这是一种误解。“乡土小说应该特别强调生命与土地的血脉联系，强调小说的根基与土壤，有根基就有生命力，就能远走高飞。它既可以是原汁原味的，又可以是浪漫飞扬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倪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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