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了列宾的什么精神（托马斯索维尔怎样理解爱国主义和国家荣誉）

作者｜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

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评论家，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共政策高级研究员

无论有多少记者、政客或其他人极力贬低战争中的努力，但如果有任何人要将这样的贬低举动称为不爱祖国，自然就会遇到这样的愤慨反应：“你怎么敢质疑我的爱国主义？”为什么质疑某人的爱国主义就是不合理的？或者为什么人们的爱国主义不能被质疑？这是不能够再进一步发展的辩论，除非将无休止的重复本身就当成是一种辩论。

这并不是说，任何人只要不同意一场战争或任何其他问题，就能自动地被称作“不爱国”。这不是一个可以要么自动接受要么自动拒绝的指控。即使是有害于国家自我防御的行动，也不是自动就成为有意图的不爱国。不必去假定知识阶层在主观上不爱国，例如去假定30年代的知识界去做那些让他们自己的国家在军事攻击面前变得脆弱的事情，是有意为之。

中信出版社 2013.08

法国教师联合会的领导人乔治·拉皮埃尔，在法国20和30年代里发起促进和平主义运动，完全不重视国家荣誉和国防建设。然而，在1940年法国陷落后，拉皮埃尔参加了与纳粹侵略者斗争的法国地下抵抗运动，最终被俘，并在达豪集中营被处死。拉皮埃尔并非一个不爱国的人，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但是，不管他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有什么样的意图，更重要的问题却是他的努力对整个一代人的最终效果。其他许多作为战前和平主义者的教师，在其长期努力促进的构想导向了一个与其所寻求目标正好相反的结果出现之后，也都在法国的抵抗运动中奋战至死。

用很早之前伯克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帮助产生了最坏的结果，但他们“并不是最坏的人”。在他们的心灵中，老师们是“将爱国主义与和平主义编织在一起”，这是那个年代中的一则报道所用的语言。但无论这些教育者心灵中是什么观念在起作用，他们的行为在真实世界中的真实效果，与他们如果在他们的学生这一整代人中有意去削弱爱国主义的做法相比，在效果上会是相同的，因为他们使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成为了这一代人的首要价值。尽管他们也顺便提及了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爱，但那只是作为他们对普遍人类之爱的一个附属方面。

与特定个体或机构的爱国主义或缺乏爱国主义的问题相比，更大的问题则是：爱国主义本身是如何地极度重要。而另一个相关问题则是：国家荣誉感是如何地至关重要。

长久以来，爱国主义被许多知识分子视为一种没有实质基础的心理学现象。回溯至18世纪，威廉·戈德温曾把爱国主义总结为“高度健康的无意义现象”或“没有意义的虚构叫嚣”。这些观念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时期，也仍然流行于以下这些杰出的欧洲知识分子中：罗素、H·G·威尔斯、罗曼·罗兰、金斯利·马丁、阿尔多斯·赫胥黎、J·B·普里斯特莱以及其他人。在美国，约翰·杜威将爱国主义贬低为“堕落为对内在优越性的一种可恨信念”，将国家荣誉诋毁为建立于“情感和幻想”之上的“敏感的与暴躁的荣誉感”。但是，爱国主义和国家荣誉究竟有多么重要，这并不能被“先验地”决定，即不能根据它们与圣化构想有多么相符或多么不相符来决定。

正如在其他许多情形中一样，人们只有在某件事情缺席之际，才能发现这件事情是多么至关重要。当希特勒在1940年拒绝了他的最高将领们的建议而向法国发起进攻时，正是因为他坚信当时的法国缺少那些被法国知识分子假定为不相关的品质。法国的突然溃败，除了显示出德军的军事优势外，也显示出这些品质真的是不可或缺。被称作“国家荣誉”的东西，是国家决策中的长远眼光和这种眼光的后果，是只顾眼前的“过一天算一天”的所谓理性的对立物。法国正是在这种短视理性之下，而不在1936年希特勒占领莱茵兰地区时展开有效抵抗；也正是在短期理性之下，没有在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入侵时去捍卫法捷之间早已签订的《法捷互保协定》。及至在1939年正式宣战后，在漫长的数个月“假战”里，法国人在短期理性之下也没有真正地与德国人展开较量，尽管那时候法国在德军西线有着很大的军事优势，而希特勒的部队却集中在东线去进攻波兰。

战斗的决心就足以威慑侵略；反之，面对挑衅和冒犯时无心战斗，却会让一个国家成为全面侵略的目标。“国家荣誉”仅仅是对一个国家长远利益的一种习惯性表达，它与“过一天算一天”的理性不同，后者可能仅仅服务于政治上的短期利益。在做艰难决策时，能否对这两种不同视野的理性恰当运用，就会成为政客与政治家的分水岭。但是许多知识分子试图把国家荣誉感贬抑为一种心理怪癖，就像贬抑爱国主义那样。这样一来，用戈德温的话来说就是：国家荣誉和爱国主义当然是“敌对状态的一个极为不充分的理由”。然而，即使英国前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以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而著称的这位，看来在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的几个月里，也最终承认了国家荣誉的至关重要。

昨天我有机会与布鲁姆交谈了几句，这位是法国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和前总理。他对我说，在他的观念中，以及在所有与他交谈过的社义者的观念中，都认为在欧洲只有一个战争危险，但那正是一个真正的危险，那就是：英国和法国并没有下定战斗决心的印象可能正在到处传播，其他国家并不能够完全信赖英法，不能够相信他们会坚决履行承诺。如果真的是那样，即使没有发生更大的、更多致命的错误，欧洲可能也会因为这种误解而燃起战火，因为这种印象本身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总而言之，欧洲和世界正处在一场灾难性战争的边缘，因为敌友双方都不相信英国和法国具有国家荣誉。那就是，英国或法国都没有坚定的决心，而他们的友邦国家只有凭借着对他们决心的信任，才可以不顾招致纳粹德国愤怒的代价而赌上自身的安危与英国、法国联合在一起。 同样，在那些敌对国家中也有这样的感觉：他们不需要害怕英国和法国，因为英法除了调停、妥协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手段。在张伯伦的陈述中还缺少关于这一点的认识：在战争前夕，正是在他自己的政策以及在法国的类似政策中，不断地以话语取代行动，这才制造出了这种致命的错误观念：他们所能做的都只是去说说。事实上，希特勒对于入侵波兰能够导致英国和法国对其宣战，是非常惊讶的。

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误解”而爆发，那么一年多前在慕尼黑时，英国和法国就以他们的国家荣耀为祭品，培育出了那种误解。这也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在不断妥协之后，英法一旦拒绝再次牺牲国家荣誉时，就必然意味着战争。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1939年向德国宣战却正是内维尔·张伯伦的宿命。对德国的宣战，直接导致德国对波兰的地区性入侵演变成了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战争，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张伯伦已经将战争当作“保持自身尊严的老办法”而抛弃，但他不惜以任何代价所极力避免的这场战争，最终却再一次成为英国国家荣誉概念中的一部分。但张伯伦只是在“过一天算一天”的理性基础上采取行动，正如他在1938年时曾经说过的：借助于“我们愿意去面对我们所不能改变的现实”，“我们能够逐个地拆除危险点”。但是仅仅一年之后，在张伯伦做出如下宣告时，“我们并不准备去坐视一个又一个国家的独立被相继摧毁”，他已经放弃了那种“过一天算一天”的理性。尽管到这时候，英国已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弃之不顾、把其丢给了纳粹征服者，此时已经不剩几个盟友了。而在这种更为脆弱的处境下，英国却不得不去试图改变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对波兰的联合侵略。

最根本的问题从来都不在于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或者波兰这些国家。根本问题在于是否允许希特勒打破欧洲力量的整体平衡，因为和平就维系在这一平衡之上。欧洲的力量平衡被不断改变，以至于对英、法形成了致命威胁。在日渐形成这一局面的过程中，英国和法国在面对一次次事件时，都以“过一天算一天”的理性看待问题，而希特勒却将问题清晰地界定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国家荣誉”，换句话说，这就是希特勒立志为其而战的长期利益。

至于张伯伦对“保持自身尊严的老办法”的拒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看到了其中的漏洞：

我们的力量是强大的，但我们的政治家丧失了彰显我们团结一致、不可战胜之形象的能力。我们最可怕的危险，就隐藏于政治家这一能力的缺失之中。我们也许需要借助于精良的装备才能赢得战争。但我们避免战争的力量更要取决于我们努力恢复政治家的那种能力，即显示我们的强大和不可战胜的能力，这就是意志和行动的品质。

凯恩斯曾经这样评价内维尔·张伯伦：“他不是在逃避战争风险。他只是深信：当战争来临时，我们会没有朋友、没有共同的事业。”仅仅两年以后，这些话就被无比悲惨地验证了：英国以一国之力独自面对纳粹德国的疯狂进攻。希特勒的纳粹空军正在对伦敦和英国南部地区狂轰滥炸，而那时德国侵略部队正集结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在已被征服的法国海岸准备渡海作战。张伯伦实施了多年的错误观念，并非他个人的原创，那些观念是时代氛围的一部分，那是知识分子为其形成做出了主要贡献的一种时代氛围。

尽管在一些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有着这样的倾向：将国家看作仅仅是整个世界的一个次级部分，并且有些人表现出世界公民的样子或者自我描绘为世界公民。但在某种意义上，爱国主义至少仍然是对这样一种基本事实的认知：一个人自身的物质充裕、个体自由和纯粹的物理性存在，都依赖于个人所生活其中的特定国家的特定机制、传统和政策。成为一个世界公民，无论这听起来多么神圣或者富有诗意，但并没有一个能够与拥有具体机制的具体政府相比拟的世界政府。而没有具体机制和具体政府，成为其公民、拥有法定权利就会完全不可能。个人的命运必然依赖于其生活于其中的国家框架，当个人的命运最终被认清时，机制、传统和其国家的规范，就不再可能是与个人利益漠不相关之事，即使个体只追求纯粹的个人利益时也是如此。

爱国主义是对共同命运以及随之而来的共同责任的一种认知。国家荣誉使我们认识到：短期理性只是导致从政者逃避作为政治家责任的一种幻觉。

一个国家的环境可能会变得让人厌恶，以至于让人想要搬到另一个国家去。但是人们并不可能离开“世界”。一个人当然可以生活在他所热爱的国家，接受所有别人奉献给这个国家、也奉献给其中公民的好处，这其中既有别人过去的奉献也有当前的奉献；与此同时，他却拒绝任何去做同样奉献义务的观念。但不幸的是，一旦那种个人态度变成社会的普遍态度，国家在面对任何国际分裂或外部侵略的风险时，就不再有能力自保。简单说来，爱国主义和国家荣誉不能被贬损为仅仅是一种心理怪癖。当以这种方式看待爱国主义和国家荣誉时，知识分子就继而会自认为是高明之士，认为他们的智慧使他们全然没有陷入可怕后果的风险。例如1940年时法国知识阶层的表现，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经典案例。在30年代的法国，在某些圈子里诸如此类的谈吐会被认为是高雅风趣的 ——“宁愿要希特勒而不愿要布鲁姆”。只不过，那是在他们经历过悲惨命运之前，在他们生活于希特勒统治之下、或死于希特勒的全无人性的集中营里之前。

对爱国主义和国家荣誉的鄙视，仅仅是那么多态度中的一种——那些态度在20和30年代期间流行于知识分子当中，又在战后60年代的西方民主国家中重新焕发生机。历史每过多久，就会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重复一次，这是一个需要由未来时代予以回答的问题。事实上，这是一个关乎西方世界之未来的重大问题。

本⽂选编自《知识分子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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