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王安石的恩怨情仇（友否敌否且看王安石与苏轼的文人相争与文人相亲）

元丰七年(1084 年)七月二十八日，王安石已罢相归隐南京8年；此时的苏轼，在经历"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四年后，奉诏赴汝州上任，路经南京（金陵）。

听说苏轼路过南京，王安石大病初愈，身着布衣、骑着毛驴去见苏轼，"野服乘驴谒于舟次"。身穿布衣的苏轼远远就对着王安石作了一个揖道："我今天穿着村野衣服来见大丞相！" 王安石笑着说："礼法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而设的吗？"

一个是前途未卜的流放官员，一个是赋闲在家、身心交瘁的前宰相，即便前有不和，此时远离政治的两人倒是相见甚欢，在南京相伴游山玩水、谈诗论佛，既有诗歌唱和，亦有书信往来。

这次相见，王安石劝苏轼也在南京买田置地，归隐好了。苏轼回应，"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不管是苏轼的客气的敷衍，还是发自内心的感慨，表面上都说明这两个伟大的文学家握手了。这足以成为文坛上的一段佳话，为后世津津乐道。

然而，他们的关系到底如何呢？敌人？亦或是朋友？

自古以来，都有这么一句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人相轻和相争似乎已成为知识阶层的一大顽疾，千百年来几无良药可医。如果说，只是几个文人意见不合，争吵一番，不流血，不死人，与旁人无涉，与百姓无关，那便由他们而去。

但是呢，倘若文人相争的不是风花雪月，而是关系江山社稷，关乎天下黎民百姓的国家政策，那就不得不慎重再慎重了。因为文人嘴巴的一张一合，轻飘飘的几句话，可能就能影响到皇帝的决策，一声令下，或许就会造成社会震动，百姓受苦的局面，这岂是能随意的呢？

文人相争的现象，各朝各代莫不如是，北宋也不例外。仁宗时，范仲淹和吕夷简之争；英宗时，濮议之争（韩琦、欧阳修与吕诲、范纯仁），特别是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革)新(守)旧之争，影响甚大，波及甚广，满朝文武皆不得不参与其中。苏轼作为一介文官，自是免不了卷入这场争端的。

说起来，王安石和苏轼的交集并不算多。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参加朝廷的制举，因"文义灿然"，受到众人的一致嘉奖。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的王安石却认为，苏轼的文章"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大意是，苏东坡的文章类似于战国时期的文章，如果他王安石当考官，必定不会录取。看的出来，王安石并不是很认可苏轼的文章。

还有，苏辙应制科考试时，因对语切直险遭黜落，被置之末等，除商州推官。而王安石不肯为他撰制词，苏辙因而羁留汴京，不能赴任。再加上之前，苏洵曾撰《辨奸论》一文，诬蔑王"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这算是王安石与苏氏一门的矛盾的起点吧？

他们的正面交锋应该是在神宗熙宁二年(1069)，此时，苏氏兄弟服丧完毕回到京师，才华横溢，踌躇满志，意欲一展宏图；而担任宰相的王安石正大力推行变法新政。这样，两个大文豪同朝为官，争端便由此而起了。

本来，北宋国弱、外交内困，厉行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是人心所向的，亦受到皇帝的支持，况且王安石以"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的勇气锐意改革也是令人起敬的。但是社会状况错综复杂，岂能一言以蔽之？自古以来的改革变法莫不是争端四起，甚至是以流血牺牲为代价的。

变法时，王安石不恤人言，一意孤行，全力推动变法，无论是起用新人，还是施行新法，都体现了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超常风格。

而苏轼这个时候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多次上书，全面反对新法，直到1071年，苏轼以杭州通判外放，两人的交锋对抗才就此告一段落。此后，苏轼在仕途上起起落落，其中也不乏有王安石从中作梗。比如，1069年，王安石对神宗说："苏轼虽有才，但是所学不正。" 多次劝神宗贬黜苏轼。他日，王安石又对神宗说："陛下不流放苏轼，是惜才吗？……苏轼所学不堪大用，反而为祸社稷，陛下三思啊。"可见，王安石是挺反感苏轼的。

两人之间的恩怨，应该就是起源于思想观念的差异。王安石期望以改革制度解决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他意志坚定、自信执拗、个性刚强，想快刀斩乱麻，以一刀切的手段进行从上到下的全面改革。而苏轼的思想体系复杂丰富，有儒家的进取，有道家的无为，还有战国纵横家的智慧谋略，他个性洒脱，耿介独立。

在变法方面，两个人的政见凿枘难合，一个太急太刚，一个毫不相让，针锋对麦芒，势如水火，也难怪后人称他们为水火不容的"政敌"了。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少年得志的人，两人都被视为栋梁之才，而且皆以诗文名世，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然而他们却偏偏不和，不免让后人遗憾。

众所周知的是，熙宁年间文人之争落得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苏轼无法容身朝中，历经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还发生了"乌台诗案"，更使他身陷囹圄，命悬一线；而王安石则遭到新、旧两派人物的内外夹击，历经罢相复出，于熙宁九年（1076年）再次罢相，最后辞官归隐，退居金陵。

锦上添花不足惜，雪中送炭才是真。1079年，"乌台诗案"发生时，新派人物寻章摘句，把苏轼写的诗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曲解附会，目的是欲陷彼于罪，置彼于死地。无论是当朝同僚，还是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置喙。

而在此时，王氏两兄弟站了出来，为苏轼仗义执言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却极力在神宗面前开脱，他对皇上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那时王安石正在江宁隐居，等他知晓"乌台诗案"一事，苏轼罪名已定，王安石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给神宗。信中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王安石此时在昔日对手的落井之时，予以援手，危难之时见人品的高下。此时，政敌的恨意已全然不见，取代的是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和宽谅仁爱。苏轼活下来了，被贬去黄州。据说 "当时谳议 ,以公一言而决。"这对苏轼得以免死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王安石这份无关私人恩怨的大度胸怀让人钦佩。

当苏轼从黄州谪所征召回京师时，他途径金陵，看望了王安石。这时的王安石衰老困顿，爱子新丧，伤愁交集。昔日贵为宰相时，门庭若市；如今罢黜归家，门可罗雀，人间悲凉莫过如此。

昔日政见不同，两人各不相让，今朝愁苦之时，两人竟相见言欢，一个感激对方雪中送炭，一个敬佩对方胸怀宽大，把酒唱和了。王安石、苏东坡天天出游，或观赏山川美景，或谈论古今文字。

这次的金陵相会，成为了后人为之感叹的文人相亲的典范。就如蔡上翔所言："两公名贤，相逢胜地，歌咏篇章，文采风流，照耀千古，则江山亦为之壮色！"

凭这次的金陵相会，便可断定王安石和苏轼的冰释前嫌了吗？便可断定他们就是朋友了吗？也未必。苏轼与王安石的恩怨一直延续到王安石死后。

两年后，王安石去世。哲宗追赠王安石太傅之位，苏轼奉旨拟敕。苏轼在敕文中道:"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苏轼极尽赞美王安石的文采人品，却只字不提他的政绩。或许是因为苏轼自始至终都不赞同王安石的改革变法吧？

神宗去世后，吕惠卿被罢黜，苏轼曾历数其罪过，其中有"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这句话显而易见地在抨击王安石和吕惠卿沆瀣一气、欺上瞒下。1088年，苏轼更是直接给王安石下了政治评语，"……或首开边隙，或兵连祸结，或渔利榷财，为国敛怨，或倡起大狱，以傾陷善良，其为奸恶，未易悉数。而王安石实为之首。"可见，于公，苏轼一直认为王安石祸国殃民。

苏轼看到了王安石变法的弊端，故而认为王安石是蠹政害民之流。然而，身处历史漩涡的当事人，哪里能看的那么清楚，就如朱熹所言："二公之学皆不正，但东坡之德行哪里得似荆公，东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于荆公。"

于私，苏轼这一生仕途坎坷，与王安石也是脱不了干系，王安石是对苏轼人生命运起决定破坏因素的人，人是一种有着好恶喜怒的生物，苏轼对其怀有陈见是正常的，强行说其高尚反而是不正常的。比如，他在历经"乌台诗案"之后，仍旧对"车盖亭诗案"中的主角蔡确落井下石。

蔡确是改革派主力，后被司马光贬去陈州，再移安州。他在车盖亭休息时，所做诗句被保守派捕风捉影，特别是"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之句，说此处是将高太后比做武则天。而苏轼在给高太后的密奏中，建议从重处罚蔡确。蔡确最终被流放岭南新州，六年后死于贬所。此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一项文字狱案，亦开了文字狱之先河。

苏轼也并非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和政治观念。正如曾枣庄先生所说："苏轼同王安石一样，都是主张政治变革的，当然变法与变革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变革的含义比变法广泛得多。苏轼是主张变革的，而王安石是主张变法的。"两人思想不同、手段不同，但到底都是为国效力而已。

总体来说，二人品行极为端正，都无随人俯仰的媚骨。王安石的一心为国、一身刚正之气，胸怀大略，但是错在改革太急太宽，没有认识到现实的复杂性，故而失败。苏轼正直坦荡，一生坎坷却也平静豁达，为后人所敬仰。

后人大都怀着美好的心愿，认定他们为人中君子，所争不过是朝堂上的政见，不涉私德，不关私谊，私下交情还非同一般。故而王安石和苏轼，这两个伟大的人物被后世看成中国文学史上惺惺相惜"文人相亲"的典型。

然而，事实上，尽管他们政见不同，却从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死敌；尽管他们在文学上互相欣赏，却也未曾成为真正的朋友。他们不是敌人，也并非朋友，但归根结底不过都是为国效忠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