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日落（帝国初升与共和落日）

统治罗马数百年的元老院家族继续掌管着国家，就好像罗马对地中海世界的大片征服并未改变什么似的。然而他们都错了，一切皆已变迁。如今罗马是一座世界性的城市，在这里可以开创各种事业，实现诸多梦想，赚得大笔财富。罗马成为古代世界的文化震源，希腊的哲学家、音乐家和大小名厨皆蜂拥而至，而他们的存在也帮助罗马打造了一次文化觉醒。

罗马对其希腊臣民的态度始终比较自相矛盾。罗马人当然承认他们从希腊那里受益良多，他们甚至还在德尔斐神谕的指示下于集议广场竖立起了好几尊最睿智和最勇敢的希腊人物雕像。随着罗马人渐渐地深入接触希腊世界，他们意识到希腊文化的优越性，不仅领悟了其艺术、建筑、文学、哲学等诸方面，而且还接纳了许多别的事物，但也有不少东西罗马人并不喜欢。希腊人举止轻佻，爱高谈阔论，头脑过于聪明，而精神却略显颓废。希腊男性公民彼此之间保持着性爱关系（罗马男性一般只允许跟奴隶或卑贱的外国人那么做）。希腊人还赤身裸体地进行体育锻炼和竞技比赛。即便是他们备受赞誉的思维能力有时候在较为保守的罗马人眼里也做得太过，叫人难以接受。公元前155年，雅典派出一批顶尖的哲学家去罗马，其中一位是怀疑论者卡涅阿德斯。某一天他为政治公正而辩护，但到了次日又为政治不公寻找理由。性情严肃的老加图对这种道德上自相矛盾的诡辩术倍感恶心，遂令雅典人统统滚出罗马，以免腐蚀他们的青年。

除了鸡奸和脑力竞赛之外，罗马对一个帝国的兼并还产生了诸多更为严重的问题。纵观公元前2世纪，一连串的军事胜利赚得了巨额的财富，而其中大量财富都跑入了议员们的腰包里。他们热衷于投资地产，用新得的财富购置最好的耕地，然而其中有许多土地仍在小农户的手里。反观农户这边，他们之中有不少家庭债台高筑，因为男劳力都被征召到军队里去服役了，而且常常一去就是好多年。于是，一场土地争夺战就紧锣密鼓地打响了，意大利的小农户们被赶出了家园，他们的农田成了大庄园的一部分，属于那些极度富裕的议员。失地农民加入到了城市无产者的队伍之中，他们不可能留下来充当农业劳动力，因为针对迦太基和希腊化诸王的战争俘获了大量奴隶和战俘，这批人就已经供应过剩了。

大部分议员对这种社会动荡局面及其引发的不满情绪视而不见。然而他们当中偶尔也会有人站出来决定采取行动，其中最为著名的就要数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两兄弟了。他们来自一个具有广博人脉的元老院议员家庭，是族内人当中的理想主义后生。小哥俩的外祖父正是降服汉尼拔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他们的姐姐则嫁给了西庇阿·伊米利埃纳斯，即那位摧毁迦太基的人，而他们的父亲曾一直是成功的政治家和将军，两度获得执政官席位。他们的母亲科涅莉亚以有涵养的举止和对儿子们的奉献而广受赞誉。她甚至还回绝过埃及国王托勒密的提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集中精力抚养儿子们，在他们的教育上科涅莉亚是不惜血本的。

格拉古兄弟拥有财富、影响力、天资与魅力。但不论是提比略还是盖约均无意走一条平平稳稳、按部就班的政治道路，比如在将来毫无疑问地登上事业顶峰，担任重要的军事将领、行省首脑和共和国执政官。他们更想改变这个世界，而不仅仅是去征服它。这使得小哥俩在自己出身的贵族圈子当中极度不受欢迎。特别是他们着手处理的问题——土地改革，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格拉古兄弟的一切行为当中最令他俩处境凶险的是，他们为了达到目的会不惜破坏规则。

在公元前2世纪30年代后期及20年代后期，格拉古兄弟曾先后两度直接挑战政治现状。他们的计划十分精妙。罗马在征服意大利和地中海中部地区期间积累了庞大的公共土地储备，兄弟俩准备将其重新分配，并且还要在罗马国内设立粮食定额补贴制度。然而这些提案将会把他们自己推向议员同僚们的对立面，直接与后者正面冲撞，因为许多人已经将大批的公用土地划拨给了自己。此外，格拉古兄弟还想方设法让改革方案以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他们所采取的手段也令元老院当中的许多人更加反对他们。元老院绝不会通过他们的立法申请，于是格拉古兄弟就利用体制中的一个漏洞来巧妙地绕开他们。格拉古兄弟设法让自己被选为平民保民官，这一职位原先于公元前5世纪被开设出来，用以在元老院中保护平民的利益。这些保民官拥有广泛的权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公民大会上通过立法申请，并能够否决元老院议员的提案。当格拉古兄弟的土改方案在元老院遭到拒绝之后，提案直接被交由公民大会处理。此举令元老院火冒三丈，对兄弟俩产生了永恒的敌意。议员们意识到已经无法通过法律手段阻止格拉古兄弟，于是便擅自行动起来。公元前133年，提比略在卡皮托山被议员们用棍棒和板条活活打死。公元前122年，盖约及其3000名支持者惨遭杀害，而这一次使用的是刀剑。最终兄弟俩皆浮尸于台伯河上。

格拉古兄弟留下了一项极具破坏力的遗产，对敌人的残酷杀伤力甚至要超过他们曾干过的任何事情。他们的行为向世人显示，挑战元老院权威是可以办到的。现如今，任何头脑聪明的年轻政客都晓得了捷径，那就是先成为一名保民官然后“诏告天下”，宣称自己获得了民众的授权。与此同时，公民大会也被唤醒了，意识到其本身可行使的巨大权力。元老院再也没有过去几百年来独享的声望和权威了。400年的相对平静之后，政治纷争以暴力的形式结局，从而开启了罗马共和国最后几十年血雨腥风的压轴一幕。

元老院选择了狭隘的自身利益，放弃了更为紧要的社会改革，因此为将来积留下了更多的问题。罗马全国上下充斥着愤愤不平的老兵，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到处被奴隶暴动所包围。而这些动乱则凸显了罗马这个国家过于依赖奴隶劳动力，以及自身征募新兵的难题。罗马军团的士兵必须是有产者，然而债务窘境和议员们的土地争夺严重损耗了潜在的有地者兵源。元老院很快就会发现，假如他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那么自有人会动手解决。

在20年里，罗马将军盖乌斯·马略已废除了士兵的财产准入资格，开始征召没有土地的穷人。他如是宣称：“我很抱歉，战场的喧嚣让我听不见法律的规定。”既然国家不给士兵军饷，那么这就演变成了将军们的责任，而他们通常采用的是分配战利品的办法。于是乎，部队拥有了自己的谋生渠道，忠于那些领导他们的人而非国家。至于共和国的其余部分，只能讲他们已被各路私家军武装团团包围。罗马元老院的确战胜了格拉古兄弟，但他们只不过是为新一类军事强人的崛起铺平了道路而已。

马略本人就是一个恰如其分的例子。他曾违反规定，破例担任七届执政官，而且至少有过一次派遣军人冲进集议广场打烂了几位政敌的脑袋。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曾是马略的副官，后来成了他的主要对手，而此人甚至做得更加过分。当苏拉的政治地位和军事领导权受到敌方的奸计威胁时，他两度挥军直奔罗马，而两度都如愿以偿。公元前82年，在第二次占领罗马之后，苏拉进行了数星期的肆意屠杀，随后又将这种政治暴力正式化，史称“剥夺人权”行动。一份份名单被张贴在集议广场里，上面写着许多被剥夺权利者的名字——按照苏拉的说法，他们都是“国家公敌”。杀死这些倒霉蛋无须接受法律制裁，甚至还有奖励来悬赏他们的项上人头。这种惩戒同时还在被指控的家族里世代相传，他们的地产会被立即移交国库，子女及孙辈都不允许在国家机关和元老院任职。

恐怖统治愈演愈烈，丑恶的勾当全部交由那些被苏拉解放出来的“前奴隶们”来实施。他们将被指控者押出自己的家园，而受害人将不会再活着被人瞧见，不过一部分人的首级会被钉在集议广场上。甚至比这更为邪恶的是，每一个获得自由身的奴隶都以他们的解放者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给自己取名，就好像罗马全国上上下下充满了数千名杀气腾腾、意欲寻仇的苏拉。当苏拉的党羽着手清算旧账或开始以此盈利时，这场屠戮狂欢便获得了更多的动力。许许多多最终上了“剥夺人权”黑名单的人其实根本与苏拉的敌人没有干系。第一波暗杀清洗中，据说有超过1500人遇害，而最终的数字则达到了约9000人。

苏拉的“剥夺人权”行动背后隐含着一个基于实际角度考虑的因素，那就是苏拉需要大量现金和土地来犒赏他久经沙场的将士们，其人数约有12万人。从被剥夺者那里没收来的财产，连同意大利全境批量的土地抢夺行为帮助他满足了这一需求。元老院彻底被吓住了，他们给予苏拉在政治上的全权委托。也就是说，苏拉被授予了独裁者的席位，而这也正反映了他如今所行使的呼风唤雨般的个人权力。

不同寻常的是，当罗马已拜伏于自己脚下时，苏拉却开始着手重建体制的权威和尊严，而这正是他此前极力破坏和诋毁的对象。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苏拉加固了元老院的立法权，还剥夺了公民大会和平民大会以损害元老院为代价而积聚起来的权力。在苏拉的政策变法之下，元老院再次成为罗马共和国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力机关。苏拉同时还立法禁止任何人仿效他当年的所作所为，如今将军们不允许离开他们的行省，也不能在未经元老院批准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公元前79年，苏拉的工作都做完了，他突然放弃了独裁席位，隐退下去过起了小日子，因荒淫无度而声名狼藉。次年他死了，这也许并不令人惊讶。他的墓志铭上写着：其良善超越任何亲友，其暴虐盖过一切仇敌。

苏拉未能解决那个正在毁灭共和国的政治危机。他通过散播恐怖和执行暗杀的手段企图强化元老院的权威，而这只不过徒然暴露了政治暴力侵蚀国家的严重程度。新一代雄心勃勃的人已经在苏拉的保护下成长了起来，尽管这位昔日导师重塑了元老院的权威，但在这些人眼里，完全没有理由不去接着贯彻那条苏拉原先走过的道路。在这场体制性的土地兼并当中，最大的赢家是格涅乌斯·庞培。苏拉之所以会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靠暴力手段，是因为他尽管出身于世代名门，但他本人的社会人脉并不深厚，而且也没有什么钱。相比之下，庞培则既有财又有势。他的父亲曾是一位重要将领，而且担任过执政官，其家族地产也十分庞大。当他响应苏拉号召时，23岁的庞培亲率三支军团出现于世人面前，他们均是在这些祖产的土地上拉起的队伍。庞培并没有使用武力，因为他害怕这么做就有可能无法通过议员晋升阶梯来登上政治权力的顶峰，毕竟这才是他分内应得的东西。令庞培深感沮丧的只是取得执政官地位所需要耗费的漫长时间，而且执政官的头衔也绝不能满足庞培的野心。他的目标是要让罗马举国上下均将其认作世上最伟大的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庞培废止了之前苏拉为保证元老院尊严和权威而实施的多项政策。

此前被苏拉剥夺的平民大会所拥有的强大权力由庞培确保恢复，此举大大帮助了庞培的事业。一大批忠实的支持者在庞培的保驾护航之下被选入新一届“加强版”的平民大会，此法让庞培有效地绑架了罗马共和国。元老院任何可能伤害他利益的议案会被否决，而与此同时那些他赞许的而元老院厌恶的立法方案则干脆在公民大会上获得通过。待到公元前1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罗马共和国各大机关已然沦为暴君的工具，而这正是整套体制原本应该防范的东西。几句关于廉价口粮和土地改革的含糊承诺便轻易将民众收买。上层运用小恩小惠的手段来统治国家的时代业已降临。

庞培很快就赚得盆满钵满，他攫取了多项政府职位和军队领导权，还赢得了不少伟大的胜利。公元前67年至公元前63年，他在今天的土耳其北部地区迎战米特拉达梯国王，在此期间庞培没有同元老院商议就私自签署和平协议，并在未经核准的情况下就为国家并入了大片领土。他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行事做派俨然一位希腊化的国王。他铸造钱币，还将自己的画像印在上面；他用自己的名字为诸多城市命名，甚至还被人当作神灵来崇拜。庞培现在完全可以仰仗当地这些国家的忠实支持以及手下为其拼命的成千上万名官兵。公元前62年，庞培凯旋，而且给自己取了“Magnus”这个名号，意为“伟大的人”。不过庞培倒也并非在开玩笑，他能够为罗马国库一次性注入4.8亿塞斯特斯。庞培对东方的经营整顿空前成功，每年从那些地区汇来的年收入增加了2亿至3.4亿塞斯特斯。庞培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告诉了人们罗马在此前一个世纪里赚得的巨额物质收益和领土扩张将会怎样从根本上破坏共和国微妙的政治平衡。

在元老院里，由小加图（老加图的曾孙）领导的传统主义者政治集团“贵族派”试图抵抗庞培，但他们没有成功。元老院拒绝批准庞培的东方定居点，也否决了他为将士们提供土地的议案。此时庞培干脆去找公民大会，在那里这些提案被迅速通过。当元老院试图将其松弛的肌肉收紧发力时，没有什么比这一行为更能凸显他们的软弱无能了。对元老院的进一步羞辱即将到来，而且那也会是对罗马共和国的致命一击。庞培同两位政治对手胜利会师，他们分别是马尔库斯·克拉苏和尤利乌斯·恺撒（庞培的岳父）。此二人饱受元老院保守势力的倾轧，都曾被剪除政治羽翼。这三位野心勃勃的人形成了一个秘密同盟，为保护自身利益而通力协作，史称“三头政治”。恺撒将会得到他的执政官席位，庞培为其官兵获得东方定居点及土地，而克拉苏则为他的商人委托方赢得税收减免，这些商人是他获取政治支持的主要来源。三人集团拥有广大民众的支持，并手握兵权和庞大财源，另外还有一群被驯服的保民官随时待命行动。在如此一张大网的帮助下，他们将会实现目标。

公元前59年，恺撒轻易当选执政官。当“三头政治”的立法提案在元老院受阻时，旋即就被交由公民大会而迅速通过。“贵族派”想方设法阻挠恺撒，将其调往意大利境内的穷乡僻壤去任职。恺撒做出反应，他让公民大会授予自己在西部的高卢和东边的伊利里库姆的总督职位。这两处均是麻烦棘手的热点地区，在那里战争是必然会有的，因而战利品——对于缺金少银的恺撒来说是必需之物——也绝少不了。

公元前53年，“三头政治”变为了两人，克拉苏在卡莱战役中损失惨重，本人也被帕提亚人所杀（帕提亚帝国在近东地区对罗马的东部领土构成了威胁）。庞培嫉妒恺撒在高卢取得的辉煌战绩，于是变得越来越乐于接受“贵族派”所提出的各项议案，而那些人则正在努力促使庞培跟恺撒最终决裂。最终他们强推议案，提前结束恺撒的高卢指挥官任期，而庞培对此却袖手旁观，没有帮助他理论上的盟友。此时此刻想必恺撒已经知晓两人的联盟已走到了终点。

公元前50年，元老院议员们要求恺撒返回罗马并放弃他的军队指挥权。此刻内战已无法避免。议员们由庞培领导，他已响应“贵族派”的号召，加入了他们的事业。恺撒要么无条件认输，接受敌人全方位的凶猛攻讦；要么就拿起武器反对庞培和“贵族派”。恺撒选择了后者，他率军跨过卢比孔河进入意大利北部，由此开启了罗马历史上场面最为血腥、代价最为高昂的内战。

假如这场战争是为了维护共和国灵魂而打的，那么我们越来越难以分辨灵魂的守护者究竟是谁，或者说那些人到底在维护些什么。时至公元前50年，自诩传统元老院政治守护人的“贵族派”似乎犹如一群狗急跳墙的残渣。他们只会依靠早已逝去的往日荣光，无法适应自身时代对于管理超级大国的要求。根据西塞罗的观察，小加图的问题在于他以为自己生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而不是罗马的“政治粪坑”。那些人需要庞培来进行统战工作，这恰恰狠狠地暴露了他们自身力量的羸弱不堪与处理问题时的不得要领，因为按理说这种行为正是他们所抗争抵制的典型事例。庞培不会为任何事情挺身而出担负责任，他唯一在乎的只有自己的“丰功伟业”。在其善变的政治生涯里，唯一永恒的特征就是他那永无止境的个人野心。

假如帝国庞大的幅员所给予的“馈赠”产生了庞培这样自恋型的个人主义缩影，那么尤利乌斯·恺撒基本上也算不得什么善茬儿。纵观“三头政治”时期，他绑架了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机关来谋求个人利益。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当他前去为自己当初跨越卢比孔河的决定正名时，他根本没有提及共和国或自由二字，而是声称在他眼里个人尊严比生命更珍贵。看来个人主义的时代确实已于历史长河中浮出了水面。

这场内战本身是短暂的。庞培和“贵族派”马上就在军事战术上出现了分歧。而恺撒则无须向任何人负责，他迅速果断地展开行动，迫使庞培撤退至希腊。恺撒试图同庞培商议一个解决方案，但被对方推脱掉了。随后恺撒在西班牙击败庞培的军队，又于公元前48年移师希腊，在那里发生的法萨罗之战决定性地粉碎了庞培的武装力量。目睹敌军的残肢散布于沙场之上，恺撒说道：“他们早就罪有应得。”这句话说明，世上从来就没有人愿意为内战背负责任。

庞培逃亡到埃及，但他刚一上岸就被人杀掉了。下达命令的是年轻法老身边的一批幕僚，他们均希望与恺撒交好。庞培啊庞培，当年为庆祝军事凯旋，他用珍珠制作了一幅自画像，于罗马的大街小巷里招摇而过，可是最终成了埃及海滩上的一具无头尸。砍下来的首级被人呈到恺撒面前，当时恺撒潸然落泪了。

内战依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庞培的儿子们和剩余的“贵族派”强硬分子仍旧领导着抵抗行动，但这已是一项日趋无望的事业。恺撒率军抵达北非，而后又席卷西班牙，将庞培伟业的残余势力连根拔除。在北非的由提卡港口，死到临头仍始终自以为是的小加图情愿选择自杀也不要投降。鉴于对手们不是业已亡故就是深陷混乱之中，恺撒已然成为罗马无可争议的主宰，如今他必须考虑这种统治权应当以何种形式实施。同之前那一位占据此等政治霸权地位的苏拉相比，恺撒的策略完全不同。在他的治下，不再有什么“剥夺人权”或非法的土地兼并，从前的敌人受到感人的怜悯对待。以西塞罗为例，他曾经站在庞培和“贵族派”那一边，而经过与恺撒一段融洽会晤之后，他被允许返回意大利。

在恺撒的治下，债务改革减轻了社会上的贫困状况，而且国家把新的殖民地规划给那些没有土地的人，另外还引入了道路建设和排污管道工程来提供就业岗位并改善意大利的基础设施。面对被战争和乱政搅得支离破碎的国家经济，恺撒制订了一系列复兴改革方案，例如恢复征收入港税以及发布新的黄金货币制度。恺撒的积极管理不仅仅惠及意大利本土，在各大行省境内，不合理的税收体制受到彻底的检查修订，大批外省人被授予了罗马公民资格。许多忠实的追随者被提拔进入到业已扩大的元老院里。

尤利乌斯·恺撒的改革行动表明，在独夫统治之下更容易实现一个公平体面的政府。罗马这个城邦如今已是世界性大国，而此前百年的政治动荡也证明了罗马的体制未能进化至满足需求的水平。罗马这个超级大国需要领袖坚定的持久力和高瞻远瞩的宏图大略，而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小修小补，而原本制定那些短期决策的政客们全都明白自己的任期会在一年之内结束。元老院精英们内部的竞争在此前为罗马的急剧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推动力，而如今却已退变成一场为争夺战利品而自相残杀的血腥冲突。

恺撒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共和国的权力框架内定位自己，而个人的权力触角之广在体制内是毫无先例的。这一问题后来也是他永远没有时间再去解决的。起先恺撒跟苏拉一样，试图用坚守独裁位置的办法来处理，但这终究也非长久之计。恺撒以一个独裁者的身份统治着罗马，尽管他煞费苦心地掩饰这一点，并且时常流露出自己对共和国政治机关应有的尊重。虽说恺撒接任了执政官职位，但将他仅仅视作又一名元老院议员的想法显然是荒唐可笑的。

对于有些人来说，答案非常简单。假如恺撒已是无冕之王的话，那为什么不干脆当罗马的第八位国王呢？公元前44年，一顶“diadem”（即王冠）神出鬼没地被安放在恺撒的塑像上，而庆典上的旁观者则欢呼雀跃，纷纷称他为“雷克斯”。恺撒本人对此事发表回应，说他并非什么“雷克斯”，只是恺撒罢了，而这场闹剧背后的真相是，“雷克斯”其实也属于罗马的一个姓氏而已。恺撒此人成熟睿智，明白假如有人一口咬定是他导演了这一出王政闹剧的话，那么对他而言会有多么大的危险。王政这种制度受人鄙视，与罗马所构建的整座共和国大厦格格不入。于是那顶王冠被迅速取下，而凡是用国王称谓提及恺撒的人则统统被检举，并遭到起诉的威胁。这些关于恺撒帝王野心的诽谤和谣言致使他十分公开地谢绝了人们在牧神节庆典上赐予他的王冠。该节日每年举办一次，意在净化城市并向那头母狼致敬，是它哺育了罗慕路斯和雷穆斯这对双胞胎弃婴。没有任何一个场合比这更适合公开拒绝那原本应实现的帝王夙愿了。

恺撒似乎并没有一个总体规划。他只是匆匆地实施一连串简单便捷的修修补补，与此同时又四处摸索更为长久的解决方案。这位看似对万事皆有答案的人却不晓得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过其他人却已下定了决心。对于许多从内战中幸存下来的老一辈元老院精英来说，仅仅为了恺撒提供的和平就要让数百年来应有的权力丧失殆尽，这代价也太过沉重了。他们察觉出种种迹象，表明恺撒对元老院及共和国其他政治机构缺乏尊重，比如当一个元老院代表团被派来授予他一系列的荣誉时，恺撒居然没有站立起来向其致敬。除此之外，元老院精英们还曾被迫发誓保护恺撒的生命安全。他们对此深恶痛绝，事实上这股仇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决定要去打破誓言。

在古罗马历法3月15日那天，一群议员谋杀了尤利乌斯·恺撒。在刺客队伍中有一人是马尔库斯·布鲁图，他曾是“贵族派”中的一员，后被恺撒赦免，再后来又被批准进入恺撒的核心内圈。当恺撒认出原来是他时，据说恺撒大声呼喊道“Et tu，Brute…”，意思是“布鲁图，居然连你也……”这只言片语饱含着受人背叛的感伤，于历史的数百年间回荡。据传言，恺撒就倒在一座庞培塑像的脚下，而后慢慢地死去。

短暂的震惊过后，激愤的城市暴民将阴谋者轰出了罗马城，接着又把他们驱逐出了意大利。尽管共谋者声称自己为了维护自由而战，但他们除了在自身朋党小圈子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人支持。布鲁图及其同伙沉浸在清高傲慢的个人热情里，却忘记了恺撒之所以能成功，恰恰正是源于元老院一直未能对市民们果断采取负责任的或慷慨大度的举措，而他们的市民却没有忘记这一点。

幸运的是，恺撒已经指定过一位继承人，而其初次亮相看起来形象不佳。他是恺撒的孙外甥屋大维，同时也是他的养子，一个乳臭未干、体态羸弱的18岁青年，没有经历过共和国晚期血雨腥风的政坛闹剧。西塞罗曾批评说，尽管屋大维颇具潜质，但我们应该对他“赞赏、尊重，然后撤换掉”。可是西塞罗最终会后悔自己的轻蔑之语。屋大维很快就显示出冷酷无情的政治嗅觉，远远超出了他青春年少的岁数。他迅速组建起两支罗马军团，狡诈地服侍元老院，而此时元老院正急切渴望要抑制住马克·安东尼的野心。此人曾为恺撒最得力的副官，也是屋大维的主要对手。屋大维先将安东尼遏制住，旋即挥军开入罗马城，索要执政官职位，全然不顾自己只有20岁的事实。而元老院则一如往常地懦弱温顺，只得遵照执行。不过西塞罗那一群人觉得屋大维是可以用高官厚禄和元老院的垂青来哄骗的，可是后来的事态马上就证明他们打错了算盘。公元前43年11月，屋大维同马克·安东尼以及另一位恺撒的拥趸马尔库斯·雷必达达成了一项私下协议，三人不仅瓜分罗马共和国的政治职位，而且还包括整个国家。

跟臭名昭著的上一届“三头政治”相比，在蔑视国家机器这一点上如今的后来者甚至比前者还要赤裸直接。国家制度和正规的政治程序干脆就彻底停摆了。这一届的“三头政治”在其职位上将所有的行政长官全部任命完毕，其中不少人提前了许多年。与此同时，他们还发动了一场针对敌人的残酷清洗，前“三头政治”沾满鲜血的“剥夺人权”行动与之对比起来也相形见绌。被指控者的首级要带到“三头政治”面前以验明正身方可发放奖赏；对那些杀死主人的奴隶，当局不但会给予金钱，而且还施以自由。而那些仅仅对逃犯表示过同情并提供庇护的人则会被处以死刑。对于这种种的一切，“三头政治”的理由清醒明智，却叫人不寒而栗。他们已从尤利乌斯·恺撒的身上吸取了教训，因为恺撒正是殒命于那些曾被他原谅的人之手，而“三头政治”则情愿选择先下手为强。西塞罗曾在一系列精彩的演讲中极不明智地侮辱过马克·安东尼，他为自己尖酸刻薄的口才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西塞罗遭到通缉追捕，遂为人所杀，后来他的首级被安东尼那复仇心重的妻子拿来嘲笑和虐待。

“三头政治”下一步将注意力转移到了那些谋杀恺撒的人身上，并于公元前42年在马其顿的腓立比将他们一网打尽。胜利者奖赏给自己庞大的行省指挥权：高卢和东方各省归马克·安东尼所有，而非洲则属于雷必达。表面上看，似乎屋大维在此次大分赃里是一个输家，因为他只得到了意大利、西班牙和撒丁岛。而此时的意大利仍因多年内战而贫弱分化，西班牙和撒丁岛更是绝无可能让他获得军事荣耀或财富资金。但是屋大维另有打算。他心里很明白，罗马在政治、宗教和文化方面举足轻重的地位使之成为一笔庞大得多的资产，远胜过安东尼麾下各大行省的广泛资源总和。屋大维成功地把将士们安置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以此获得了军队的忠心。随后他便向可怜虫雷必达发难，此人始终是“三头政治”当中体量最轻的一个。于是就只剩下两位玩家了。

屋大维的铁拳越战越强，而马克·安东尼却日渐削弱。安东尼在军事上惨败于帕提亚人之手，同时又跟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公开保持暧昧关系。作为一名军人和政治家，这些丑闻令他名誉受损。而屋大维则发动了一场针对安东尼的宣传攻势，将其描绘成风流放荡的醉鬼，受制于一个颓废堕落的东方女人。随后屋大维还使出一记高难度绝招：他成功地设法让整个意大利宣誓向他个人效忠，以反对那位东方女王及其同党马克·安东尼。

此时战争已经箭在弦上，公元前31年9月，双方在希腊的亚克兴展开交锋。安东尼虽然人多势众，但还是遭受了惨败。此刻的屋大维已然是罗马全国无可争议的主人。他的地位肯定比那位在法萨罗击败庞培的义父恺撒稳固得多，屋大维需要赦免或处死的敌人寥寥无几，因为大多数人早已掉了脑袋，而忠于屋大维的新一代则得以被引入元老院贵族阶层里。

如今屋大维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共和国体制，这种制度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与当前的政治现实荒唐地脱节了。王政或许本该在考虑范围之外，但大多数罗马人显然愿意以节制政治自由来换取免遭毁灭性内战的美好生活机会。屋大维想出的答案是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奥古斯都”，即“国家救世主”，同时引入独裁政治体制并始终小心翼翼地用政策的连续性和传统旧制来粉饰伪装。

公元前2世纪30年代，波利比乌斯曾将罗马的崛起视为历史周期模型的佐证，即社会依次经历君主制、寡头制、民主制、暴民政治，最后再回归到君主制。他当时推测眼前的罗马正处于寡头制阶段。但假如波利比乌斯在公元前31年仍在世，并目睹罗马城置于第一位皇帝控制之下的话，或许他会彻底改变想法。在奥古斯都的治下，罗马帝国拥有了一个稳定的、光辉的新未来。罗马的政治快车似乎已经从寡头制和暴民政治的阶段加速回归到了君主制，而没有设定民主制这个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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