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变法的深远影响（维新派的那些奇葩主张）

今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年），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进行朝政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然而，变法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反对，最后演变成为政变，光绪帝被软禁，维新派被捕杀，慈禧太后重新当政，变法仅经历103天以失败而告终。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维新派的主张过于激进是其中之一。维新派无主次、无计划且草率提出的那些在今天看来有些都是笑谈的变法建议，直接刺激到保守势力敏感神经，引起对方反弹，最后采取激烈手段阻扰变法。

关于“中日合邦”，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并不讳言，他与日本公使矢野文雄计划召开两国合邦大会，且“定稿极详”。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刑部主事洪汝冲上书光绪皇帝，提出迁都、借才、联邦三条建议。除建议朝廷迁都荆襄之外，洪氏“借才”、“联邦”二策均与康氏“中日合邦”的方案颇为类似。据史学家考证，洪氏的奏折很可能是由康有为代拟。

另康有为还与在华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关系密切。后者在甲午战后曾撰有《新政策》一文，极力主张“中英合邦”。康有为显然受到影响，据张建伟所著《温故戊戌年》书中记载，康有为曾与李提摩太联合向光绪帝鼓吹“中英合邦”。

同年八月初五，已卸任日本相职的伊藤博文晋见光绪皇帝，同一天，维新派正式向皇帝提出他们的“合邦”建议。奏折由维新派积极分子杨深秀呈递，内容由之前主张的的“中日合邦”扩展为“与英、美、日三国合邦”。

随后，维新派骨干宋伯鲁再度上书，除了建议中国与日本、美国和英国合邦外，还对合邦后的政府运作提出构想：参与“合邦”之国，其现存政府架构完全作废，另由康有为、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挑选百名外国顾问，全面接管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外交等一切事务。

在变法不可避免触动保守派利益的敏感时期，提出与外国合邦，难免不授人口实。有御史为此上奏称康有为对内巧夺政权，对外私通敌国，“其主持变法之说，皆欺人语也。”

再者，与日本合邦，让人想到朝鲜的遭遇，与英国合邦，又有印度为前车之鉴。站在清朝统治者立场，这无异于把祖宗江山拱手让人。

早在公车上书时，康有为即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政治主张。当时更多从应战的地理环境角度考虑，主张迁都西安。在其《上清帝第二书》中，再次提出迁都西安。其实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汤寿潜在其所著《危言》一书中，面对日益严重的边境危机，就曾主张迁都西安。

以中国西部古城西安为都，面对列强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威胁，清政府的战略缓冲空间变大；对内改革，也能少一些守旧势力的掣肘，收到中国历史上魏文帝迁都洛阳的效果。但在维新变法过程中，迁都主张的提出，尤其康有为的迁都目的地已不是之前论据尚算充足的西安，而变成了东南沿海城市上海，难免不引起保守势力的警觉。

慈禧太后在变法第五天，即要求光绪皇帝罢免帝师翁同龢，并任命慈禧的亲信掌管京师实权要职，此举已表明慈禧对变法并不放心。若要以迁都作为推进变法的手段，等于挑明变法要摆脱慈禧的控制，这无疑更使她感到不安。

再考虑到，所谓保守势力，也是巩固满族统治的中坚力量。一旦皇帝迁都他处，作为少数民族秉政的王朝，国祚存续或成问题。

“保中国不保大清”正是维新派被保守势力攻击的软肋。可维新派似乎认为没有避嫌的必要。

康有为曾在变法期间向光绪帝递呈《请断发易服改元折》。

“断发”，即减掉辫子。在清朝满族统治者看来，男子剃发蓄辫，蕴含“征服与被征服”的含义。维新派的“断发”主张很难不被保守势力解读出更多政治深意。

“易服”，主张让中国人脱掉穿了200多年的长袍马褂，换成西装革履，“与欧美通俗”。此举在当时就受到多数人的抵制。

“改元”即将变法之年改元为维新元年。但康有为随后又鼓动光绪帝，把国号改为“中华”二字。虽然未被采纳，关于此的流言广布，徒增改革阻力。

此外，类似移民巴西2000万人，再建个新中国；杀一两个一品大员就能变法；卖地为改革筹款等主张，无不表露出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政治上的极不成熟。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12次前往颐和园请安，并向慈禧咨询军国大计。光绪帝下诏书时，多写有“朕钦奉皇太后懿旨”这样的字句。此外，变法期间，军机处一共向慈禧上呈共计462件奏折，最多的一天上呈29件。

有研究认为，如果没有慈禧的点头，戊戌变法就不可能开始。维新派的这些“奇葩”主张，慈禧当然一清二楚。或许也正因此，她和围绕在她周围的保守势力，对维新派参与的这次变法感到愈发不能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