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十二位皇帝皇后列表（皇后和皇太后的家族都有哪些特征）

两宋时期后族的状况，集中体现了宋代王朝武将政策和外戚政策的交叉与结合。宋代后族出身中有武将之家的一大特点。无论在局势动荡时期，亦或出于定国安邦的需要，武将兵权者都是统治阶级所要重点考虑的一个方面，更何况，军阀出身的宋代创业君主，他们对于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有着更为深刻的感受。

因此在宋之初始，统治集团就着意加强对于军职的控制。而与武将之家的联姻，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手段。而从宋真宗以后，统治集团在政事上日益保守，包括于此的祖宗之法往往成为施政的指南，以往的武将政策继续得到贯彻和放大。

另一方面，由于家族与皇帝一旦结亲，成为后族，原为文职者要转为武职，而且对于后族的恩荫也多为武职。也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两宋在对武将政策中也涵盖了对后族外戚的礼遇。

在宋代，达官显宦联姻与皇族通常并不是实权增大的象征，往往倒是实权缩小的表现，从中得不到多少实惠。朝廷对于后族外戚“崇爵厚禄，不畀事权”的原则，在章懿皇太后之弟李用和身上体现的既明显又完整。宋仁宗一方面将他“列位将相”，可谓富贵无比，另一方面又“不假之以权”，权责实在有限。

皇祐年间，侍御史知杂事何郯对此加以肯定：“李用和处之正得宜也。”他接着说：“前古外戚成败之间，其鉴不远，崇宠过当，则不免祸咎；抑损得所，则必能安全。”所谓：“尊以高爵，宠以厚禄，使之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富之可也，贵之可也，然不可任以政事”。可见统治集团的真正用意在于不任后族外戚以政事，时刻谨记前车之鉴。

帝后姻亲家族并不是宋朝统治者所依靠的政事力量，反倒是防范和压制的重点。而之所以小户人家之女可以成为宋帝选择联姻对象，也往往是统治集团出于谨防后族势力强大威胁中央、皇权旁落的考虑。

元祐年间，高宗高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为其孙子哲宗选择皇后时，公开对执政大臣们说：“不欲选于贵戚，家政恐其骄，骄即难教。”正是出于这个考虑，她在九家十女中挑上孟氏女，认为她最可，并高兴地对哲宗说：“得贤内助！”

为什么这位哲宗还大3岁的孟氏女竟成了皇后的最可人选，高后讲的很明白，主要并不是因为她颜殊未及、容貌出众，而是由于她出身在小官门户。她的父亲孟在仅仅是个小小从八品的閤门袛候，她的祖父孟元官做得大些，也不过官至从五品的防御使。时充任奉迎副使的同知枢密院韩忠彦的话道出了高后心声，“如孟在等人家自应不骄，亦须易教，不在富贵中生，则必谨畏。”

两宋后族大多能从维护赵氏皇权出发，维护其自身利益。在这样的选择下，他们大多能严格地要求自己。后族成员基本上可以做到遵守法度，忠于赵宋，“得外戚之体”。而像这样的守法度、忠于王室之家，最高统治者自然十分信任，而不断地推以皇恩加以表励。正因为如此，家族的社会地位也就得到了不断的巩固和维持。

宋代选拔官吏的途径虽然有多种，但“仕进之路盛者，进士、任子而已”。宋代对于后族外戚的恩荫赏赐名目繁多。恩荫是宋代入仕人数最多的一种途径，尤其对于有姻亲的后族来说。后族成员中虽然也不乏武功者，但后代成员中以武功入仕的却不多，科举入仕者更是有限，恩荫得官进入仕途成为主要途径，也是宋代冗官的来源之一。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国用考二》里，将“养兵”、“宗俸”、“冗官”、“郊赉”视为宋代财政的四大拖累。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与此可以说也不无关系。后族亲族的代代恩荫，且不掌握实权，增加宋朝财政的负担，也是造成宋代冗官的一个缘由。

宋代皇亲国戚的权势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以致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不曾激化到兵戎相见的程度，后族与后妃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而有力的利益集团。虽宋代不断出现“冲龄”即位的幼主，但皇位转移总的来说比较平稳。内部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作为重要因素，在客观上也促成了宋代社会经济的腾飞和文化的高涨。

两宋后族的特征具有历代后族外戚的一些共性，也具有五代入宋以来特殊的时代背景影响下的一些表征。两宋后族在历史上的独特角色和表现，可以说是时代的造就，也是识时势者的选择。

进入两宋以前的唐末五代可以是我国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变革时期。而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变化，对于两宋时期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孙国栋先生的《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中所列资料可以看到：据统计，中唐以下，名族贵胄与寒人之比例为69：13.5，门胄子弟仍占绝对多数；中晚唐、五代、北宋大族人物之可考者列表中，可以看到唐代之门第至北宋已零落净尽，怠无可疑；北宋列传人物之家世归类列表中，北宋大族贵胄与寒族之比较已降为23.6：46.1；最后他还将三个时期人物家世作了对比。

需要说明的是北宋时期的大族人物统计已非唐五代时期大族之标准，已经降为凡是《宋史》中三代有传，而子孙继世不绝者，或两世有传，而子弟入贤众出者均在此表统计范围内。而北宋则以由科举上进之寒人为中坚。唐宋之际，正是贵胄消融之关键，实为贵胄与寒人之转换过程，亦是阶级消融的一个过程。进一步言之，是社会组织的一个转换过程。

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至唐朝盛行的门阀士族，随着历史车轮的发展，至五代入宋，已经基本消失殆尽，几乎无处可寻。两宋时期大臣“世守禄位”已经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古道”。而宋太宗面对朝廷无世臣现实，曾不禁叹息：“大臣子孙皆鲜克继祖父之业。”

宋真宗也说：“国朝将相家，能以身名自立不坠门阀者，惟李昉、曹彬尔。”旧日里的门阀士族不在，不比往昔，无怪乎连贵为皇亲的联姻也明智的选择了“婚姻不问阀阅”，“不欲选于贵戚”，帝后出身多出于小官门户，想必也实属时势所迫。伴随着社会中层阶级地位的日增，贵族与寒族之间互为消长，成为社会转化之一大契机。

也意味着宋代官僚地主与唐代门阀士族不同，其政事地位具有流动性大的特点。程颐也指出：“本朝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宋代的官僚不能同从前的门阀相比，政事地位虽高，但不稳定，一方面是骤然而来，另一方面又不能传之子孙，至多及身而已。因而，从前的门阀“务以门族相高”，甚至高于藐视皇帝。而宋代的官僚即便是继世为相的吕、韩、史三家也“不以门阀自高”。只能对皇帝俯首帖耳，一旦触怒龙颜，难免丢官厄运。无关乎当时的官场中出现了这样一句口头禅：“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

官僚们“常若逆旅人、将行者”，每时每刻都做好了丢官还乡的准备。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宋代家族的经济地位往往与其社会政事地位发生同步变化。富贵合一，贫贱相随，乃是当时社会较为普遍的现象。后族也不例外，即便有当朝特权优待的照顾，但如果没有后继子孙的奋力向上，也会很快破败，成为衰旧之门的事情也就很正常了。

另外，在当朝极尽取得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以取得本家族利益的维持，成为后族之家经常选择的政事取向，也就不足为奇了。细说起来，赵氏取后周而代之，本身就与外戚篡位有关。众所周知，宋太宗是周世宗符皇后的妹夫，也就是说周世宗和宋太宗两人是连襟，他们都是大将符彦卿的女婿。

如此说来，宋太宗算的上是后周的后族外戚。周世宗能在弥留之际，对赵匡胤委以重任，想必也与其姻亲上的保障心理有着一定的关系。然而正是这两个兄弟合伙篡夺了后周政权。刘子健先生一语道破其中真谛：“宋代起于姻亲夺位，从此于外戚加意防范。正如同宋代以大将兵变得位，不久就释诸将兵权，以防重演。”起家如此的赵氏本身对掌握重权的外戚后族有着其心底的特定防线。

关于宋初统治者对于后族外戚的任用心理，史料中有个挺有名的记录。乾德元年，宋太祖打算叫晋王赵光义的岳父符彦卿“典兵”，枢密使赵普当即表示反对：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兵柄。宋太祖辩解道：彦卿岂能负朕耶！赵普反问：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宋太祖无言以对，接受了赵普的建议，符彦卿典兵“事遂中止”。君臣之间的一席对话，赵普反问之语，太祖对此虽无当时言语记载，但其反应正显示矛盾复杂的心理活动。

对于北宋的开国君主而言，五代时期内部屡生变乱、政权频繁更迭的教训，恐怕是片刻也不会忘记。宋太祖与宋太宗本身都是五代时期成长起来的职业军阀，他们并非凭借真龙天子的高贵血统，而是依恃自己把握的军事实力、利用结义兄弟之间的联合而成的军事集团发动兵变进而登极的。

故而，与前代的统治者不同的是，他们能更为审慎地汲取了历史的经验，具有比较清晰的制止动乱思路，进而成功的维持并发展了稳定的政治局面。首先宋太祖在登基伊始，为了结束中唐五代以来武夫跋扈、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恢复专制皇权的统治秩序，遂实施了一系列收兵权的措施。

只是赵匡胤并没有像西汉初那样采取杀戮的办法，而是运用了赎买的手段，对武将上层进行了笼络、收买，以争取他们的效力，并化解彼此的矛盾。宋太宗登基后，将乃兄以上联姻手法沿袭下来，由此遂形成了赵宋祖宗之法的内容之一。其次，赵宋王朝对于皇亲国戚的权势加以限制即“裁损”，其目的在于突出赵家天子的地位，保证赵家天下建立在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上。

南宋学者陈傅良说：“圣人以无私而成其私。”这话可谓一语破的。统计集团所谓的“无私”是为其“私”服务的，只是最高利益下权力与利益、得与失的权衡处理。朱熹也指出：“权重处便有弊：宗室权重，则宗室作乱，汉初及晋是也；外戚权重，则外戚作乱，两汉是也。”不仅如此，宋朝统治者还十分重视在思想舆论上的控制。

宋朝开国伊始，就大力提倡封建道德：“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自胜如唐人。宋代统治者特别强调封建孝道，声称以孝治天下，并且有行莫先于孝，书先于《孝经》之说。《孝经》被抬到了群经之首、万行之宗的高度。汉唐非正之事，不可用于圣朝。

通过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价，统治阶级为防止内乱而制造的一种重要的社会舆论。宋朝统治者猛烈抨击唐太宗杀凶篡位，“为子不孝，为弟不弟，悖天理，灭人伦”。“一切假仁假义以行其私。”肃宗则分明是乘危而篡。诸如此类。如此这般的道德价值评判标准体系下，封建纲纪伦常形成了一股相当强大的道德舆论，无疑将对封建正统以外的任何行为举止都构成一种无形的压力和约束。

再次，在以与士大夫共天下而闻名的宋代，士大夫的监督舆论是相当盛行的。就敢于说话来说，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历朝历代中，宋代的士大夫恐怕要数第一。宋太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开国之初便在士大夫中提倡“忠义之气”，并且制定了一条“誓不诛大臣、言官”的基本国策。

在宋代，这些素以直著称的大臣的确为维护皇位的正常继承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这些敢于说话的大臣不仅敢于触犯太后，而且敢于顶撞皇帝。宋人吕中将真宗初年的吕端、仁宗初年的王曾、英宗初年的韩琦称赞为：“当国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正是这些敢言之臣，在原则问题上敢于行法即严格执行制度，才有了在政策执行力上的监督和效果。

第四，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两宋皇后特别是垂帘听政的太后，大多表现得不私外家，心在社稷。因为她们知道，后妃与皇帝是皮与毛相依附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在当时是被后妃们所认同的。后妃的自律和谨慎，必然与后族的联系不太紧密，难以相联合发展成为皇权的威胁力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宋之家法完善齐备。清代学者顾炎武就认为：“宋朝家法汉唐之所不及，故继世享国，至三百余年”。他就认为宋代能持续三百年历史，关键在于对皇亲国戚治理得其道。其实宋代所谓的家法是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但限制包括后族外戚等一切皇亲国戚的权势无疑是其一大重要内容。

宋代严家法对于防止内乱发生，其作用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吕大防就指出：“自三代以后，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宋代统治者正是由于建立起了一整套限制皇亲国戚的制度规定，因此敢于坚持原则的大臣才有制度可坚持，道德舆论才有可能同制度规范相结合形成一股巨大的约束力量，某些皇亲国戚也才有可能习惯成自然，封建道德久而久之在他们身上也就变为了一种道德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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