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罪推论和有罪推定的区别（为何无法从我国中根本剔除）

这是发生在湖北省的一个震惊全国案例：

佘祥林，湖北京山县雁门口镇人

1994年1月2日，其妻子张在玉因患有精神病走丢失踪

张在玉的家人怀疑是被佘祥林所杀害

次日村民发现桥墩处有一具尸体，立马叫张在玉家人前来辨认尸体，张家人一致认为该尸体就是张在玉本人

随后到场的警方也通过“鉴别认定”认为该尸体是张在玉

同年4月28号，公安机关以涉嫌杀人将佘祥林立案逮捕

随后被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生

佘祥林选择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该案疑点重重

最终在1998年9月22日，改判佘祥林15年有期徒刑

2005年3月28号，妻子张在玉居然“死而复活”，出现在京山！

同年4月13号，京山县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当庭宣判佘祥林无罪。

2005年9月2号，佘祥林获得国家赔偿金70余万元。

该案件在当时迅速成为全社会媒体的焦点，各大名刊争相出版新闻头条

人们无法想象佘祥林的心理状况会遭受怎样的摧残，无缘无故被送进牢里十几年！短暂的人生能有多少个十几年？在为佘祥林深感同情的同时，人们的矛头指向了负责该案件审理的相关负责人，为何会出现这种令人深恶痛疾的现象？

这就涉及到本文的核心内容：有罪推定原则

有罪推定原则：即无罪推定原则的的对立面，是指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确认有罪之前，司法人员便主观上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认定为有罪，从而进行一系列的审查活动。

而贝卡利亚在其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经典表述他指出：

这两个原则的基本内涵恰恰相反，有罪推定其实是一种不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主观带入的一种猜测，随意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打上“有罪”的标签。

打上标签仅仅只是噩梦的开端，因为接下来便会是劈头盖脸地让你“自证其罪”，而作为一个内心坦荡、没有胡作非为的人是不会承认自己没有干过的事情的，尤其是这种轻则坐牢，重则升天的坏事。

所以接下来，你会“被迫”承认那些你根本一无所知的荒唐事情。

如何“被迫”？

典型如刑讯逼供、屈打成招……

最终一个拖着疲惫身躯的“诚实”的罪犯会主动承认自己确实做过此事，成立罪名。

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精神层面上主观的偏见！

读者试想，当我们认识到一个人被司法机关认定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时，尤其是被指控杀人、强奸、抢劫这类案件时，我们对这个人所持有的态度是中立的吗？还是说我们会习惯性认为此人有严重嫌疑？然后避而远之？

我想大部分应该是后者，也认为是有重大嫌疑，甚至面对该人也会产生恐惧的心理。

而作为司法机关人员更是如此，法官也是常人中的一员，拥有喜怒哀乐的能力，面对性质恶劣、杀人强奸等此类案件时，心中难免也会产生一定的情绪波动，有时候也比较难保持完全中立的状态，法官不是冷若无情的机器！

这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往往绝大部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确是罪犯。从诉讼程序的第一关开始，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往往更倾向于寻找证据来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罪名，而不是寻找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的证据。

因为“命案必破”的催促，公安机关不得不多快好省地找到证据来破案，而犯罪嫌疑人口供作为强有力的铁证更是有利于直接突破案件，所以为了得到口供，往往施行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逼供，如不让睡觉等。正常人受不了非人的折磨，最终都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甚至有时候基于分身地位的悬殊，高位者的优越感往往以审判者的角色出演，其已经认为底下所跪之人早已是罪犯，等待审判。

这无疑是一种主观臆断的代入，往往伴随着偏见。大部分情况下是如此。

为何我们会出现这种主观代入的偏见呢？

纵观中国历史长河，我们会发现：有罪推定的种种行为其实早已存在，甚至刑讯逼供都是合法的。尤其是衙门的审理，那更是将有罪推定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这一套精神理念是长期存在的，影响着每一代。

这种长期存在于中华民族历史中的价值理念，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剔除。其实国家已经在努力排除这种价值理念的干扰了，逐渐程序合法化。

我们所能配合的，仅仅只是少点主观臆断和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