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村庄改革案例（庆祝农村改革40周年）

庆祝农村改革40周年（特辑）

中国农村杂志社

在庆祝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

中国农村杂志社推出农村改革

十大历史性事件

十位引领性人物

十个标志性村庄

十组经典性镜头

以此重温改革开放往事

见证40年来农村改革的

风云际会、发展变化、时代变迁

聆听新时代改革开放足音

激发蕴藏于历史深处的复兴伟力

十个标志性村庄（六）

合 寨 村

村民自治第一村

从广西南宁乘车北行4个半小时，抵达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故乡宜州，从宜州再乘车沿崎岖小路行驶一个多小时，便抵达位于两座山峰中间的合寨村。这里三县交界，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还叫合寨大队的合寨村，是隶属于宜州的一个壮族村寨。

38年前，这个村寨诞生了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与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一起，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三大历史性创造。这一创造的历史背景正是包产到户推行全国，人民公社日渐式微。

1979年，分田到户的合寨大队(现称合寨村)由于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已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农村社会事务和群众生产生活的管理一度出现涣散状态，出现了“六多一少”现象(赌博多、盗窃多、滥砍滥伐多、唱痞山歌多、放浪荡牛马的多、搞封建迷信的多、管事的人少)，社会问题凸显，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在此背景下，村民逐渐开始了自发的组织管理。

“争水”催生联防队

秋播季节，村民顶着烈日，三三两两弯着腰在田里插秧。由于上游几百米远有一个水库，这里的大部分农田都可以种上两季稻。

也正是这个建于人民公社时期、恩泽十几个村庄的水库，催生了“第一村委会”的前身——治安联防队。

曾任合寨村村委会主任的韦向生说，分田到户以后，由于乱砍滥伐，水库蓄水量开始下降。上下游的村庄经常为水争执，甚至引发械斗。一些上游缺水的村民，多次扒开口子，引水灌田，把处在下游、不安全的村民气得直跳脚。

1979年10月份的一个晚上，原三岔大队(合寨村的前身)3队长韦文林找来大村、新村、肯塄、乾浪4个小队队长及15名队“干部”开会，商议如何维护水库和村庄治安。

“听说城里人成立了治安联防队，昼夜巡逻，我们也可以搞一个。”

“人多势众，4个村组成治安联防，哪个村子再遇到抢水，大家就一起动手。”

当过小学教师的蒙顶堂提议，“如果本地人勾结外地人来偷盗或者赌博的，要禁止。”

“对，听说其他地方还有拐卖妇女的，我们要防止。”

“马牛糟蹋庄稼要找主家问罪。”

这次会后，十几个人成立了一支义务联防队，由韦建仁当主任，蒙国祥、韦文金、张现行、蒙国芬为副主任。还起草了一份治安《民约》，将禁赌、防盗、打拐等6条治安规定写了进去。

10天后，在新村球场的晒谷坪上，4村治安联防大队正式成立。

4个村129户，每家来一个户主，约120多人，韦向生说，每人自备5块钱和1斤米，自带板凳和碗筷，由韦文金当场宣读治安《民约》，各户代表逐条讨论，足足讨论两个多钟头，最后由各户派代表按下手印。

没过几天，夜里发生的“护水行动”令联防队名声大震。“合寨村有12个自然屯，一个屯成立一个夜间巡逻队，几个屯又成立一个治安联防队。”韦向生说，联防队日夜巡逻，盘查生人。大家还约定，每天半夜三四点，安排人到村子里转。

“第一村”之争

5人合抱的大樟树下，蒙光新、蒙有顺等20多位壮族农民，组织村民选举产生了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

“前几个月大家积极性很高，但联防队既没人管理也没有报酬。久而久之，队员开始推托了。”韦向生回忆说。

1980年实行土地承包后，生产队名存实亡，村内乱砍滥伐，赌博闹事，偷鸡摸狗的事情渐多，“村前有条河，外村的人总是到河边对洗衣服的妇女唱下流歌，破坏家庭团结，影响很不好。”

时任三岔大队书记的蒙宝亮找到果地屯的蒙光新，“屯子那么大，光靠联防队不行，得有个正式的组织才好管事。”

这个组织可以管治安的事情，也可以管其他事。比如修路、吃水、集体林场分红，还有一些家庭纠纷也需要有人调解。蒙宝亮说。

叫什么名儿呢?当过小学教师的蒙光新说，过去队有队委会，校有校委会，机关有工委会，“我们成立一个社员委员会吧。”

“生产队都没有了，还叫‘社员’干什么?”有人质疑。

“就叫村民委员会!”蒙光新说。

1980年1月8日中午，果地屯在村口的球场上举行了村委会成立大会，“全屯800多人，500多人到会。”韦向生回忆说。

蒙光新在会上宣布了14条村民公约：一是禁止乱砍伐，二是严禁赌博，三是严禁乱放牛羊，四是禁止唱痞山歌……

村民一致举手同意，签字盖章。

当天夜里，全屯老小在球场聚餐。饭前，每个户主领到一张白纸，无记名投票，推选村民委员会成员。按照得票顺序，蒙光新被推选为果地屯村委会主任，另选出一个副主任和3个委员，分别管账目会计和出纳等。“被选出来的‘干部’没有报酬，纯粹是为村里人服务。”韦向生说。

当地的《宜州市志》记载了此次会议：1980年1月8日，果地屯建立村民委员会，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

此后，三岔大队的12个屯纷纷效仿，建起了村委会。韦向生说，隔壁的果作屯，还偶然地搞了一次“差额选举”。

1980年2月5日，在屯口一棵5人合抱的大樟树下，85位村民代表开会选举了村委会。

“果作屯有6个生产队，开始计划每个队选1人加入村委会。”韦向生说，代表们选出6个人，却发现村委会只需要1个主任、2个副主任，1个出纳和1个会计5个人。于是，只好再次从6人中选出5个干部。

一次巧合，促成了一次差额选举。这次会上，果作生产队原队长韦焕能被选为首任村主任，细心的他，将盖有村民印章和红手印的“村规民约”保存了下来。

不曾想，这张信笺就成了中国首个村委会建立的佐证。

1999年底，韦焕能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村委会主任”被邀请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果地村民认为，最早的村委会明明是他们成立的，果作则反驳他们拿不出依据。最后，蒙光新站出来说：“果作果地都属于合寨村，以后就说第一个村委会是合寨村的好了。”

此事方才平息。

重回“村公所”

历史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最早成立村委会的广西，成为最早撤掉村委会的地方，进而引发全国的“撤委建所”潮。

1987年，连任两届村主任的韦焕能，被换了一个名称：村长。原来的村委会被改作村公所。

1985年11月，柳州地区的融水县在285个自然村组建村委会的同时，把33个村委会改建为村公所，行使乡镇政府赋予的行政管理职能，领导各村工作。村公所干部由乡镇政府任命，属集体性质的合同干部，基本上脱产工作，由国家发工资。紧接着，广西其他地方纷纷“撤委建所”。

曾在乡镇工作多年的宜州市民政局基层政权股股长蓝建恒认为，“撤委建所”，事出有因。改革开放以后，乡镇干部任务十分繁重，组织整顿、结构调整、“三提五统”、财税入库、土地延包、社会稳定、司法调解、教育投入、文化建设、优抚助残、计划生育……加上许多临时性、突击性任务，乡镇干部整天忙得团团转。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任务下来，无论合理与否，乡镇干部必须落实，而村民却不好“管”了。

蓝建恒说，“村民不理那么多，他们认为不合理的就拒绝执行。”

面对巨大的压力，部分乡镇干部开始抱怨：乡镇在村民自治中失去了对乡村的控制能力，农民指挥不动，任务无法完成。

“村公所的干部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韦焕能说。

上级的许多任务不合实际，比如有的山区不适合种水稻，上级却下达了粮食产量的任务，种不种?种了明摆着叫农民吃亏，激起干群矛盾。无奈之下，谎报数字，应付差事。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农村基层组织是村民委员会而不是村公所。不管村公所和村委会“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还是村委会改村公所，都在变相剥夺村民的自治权利。

时任广西民政厅基层政权处处长韦永华同样看到了这一问题，1994年，民政厅向自治区党委和人大提交《关于撤销村公所改设村民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建议撤销村公所、改设村委会，减少管理层级，减轻群众负担，使村民开展村民自治。

1994年，在民政厅的建议下，广西开始撤销村公所，恢复村委会。但仍有少数地区在村委会和村公所之间徘徊。

“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撤委建所，二是坚持搞村委会”，蓝建恒说。

坚持搞村公所的认为村委会“不听话”，一些政策规定的税收费用收不上来，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不下去，村公所可以行政化管理，有利于政府工作。

坚持搞村委会的人认为，村公所是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称呼，设村公所等于倒退60年，而且村公所只服从上头的命令，而村委会就可以按农村实际办事。

在蓝建恒看来，广西的这些争论，正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关于要不要村委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是“领导”还是“指导”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激烈辩论的缩影。

1996年3月，在广西民政厅多次督促下，柳州地区撤掉村公所。当年底，广西共建立和恢复村委会14800多个，长达9年的村公所历史在广西结束。其他各省也陆续将村公所改为办事处，或直接撤销，恢复了村委会。

村民自治兜了一大圈，又回到了村委会基层民主的道路。

走过38年自治路

“村规民约就是好，村上无赌又无盗。公共事业有人管，各种纠纷变得少。白天生产搞四化，晚上得睡安然觉。”这首群众编唱的山歌，是合寨村民对当时开展自治的真实写照。在村民委员会的管理下，村里偷牛盗马、乱砍林木等现象绝迹，邻里和谐，社会风气明显改善，修路、通电、建码头、造林等村级公共事务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村民自治展现出独特魅力。

韦向生说：“我们能真正在自治中发展，靠的是‘议事会’和‘明白墙’。”

“议事会”即“村民代表会议”，是1982年成立的，由村民代表推选曾担任乡村干部的有威望的老人、参政议政能力强的党员以及部分现任村干部组成。村里重大事情必须通过“议事会”讨论研究。作出的决定，经村民会议通过后才提交村委会办理。“议事会”每个季度开一次，30多年来从未间断过。

2003年，合寨村集体林场因管理不善，出现了“只砍不种”的现象。当时，合寨村村委会提出：将林场卖给个人，用拍卖所得资金为各屯修路。“议事会”对此进行讨论时，多数人表示反对，认为林场是集体财产，不能轻易放弃，而应收归村委会管理，指定专人负责，让全村人得到长久的利益。最后，村委会执行了“议事会”的决定，如今，合寨村1850亩的集体林场每年为村里创收10多万元。

每年初，合寨村的村民总会汇集到村民委员会所在地，争相观看最新公布的“政务公开”、“民主管理”专栏墙报。

合寨村的村委会允许村民按程序查看村里的账目，要求村干部如实回答村民提出的问题。村委会还将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敏感性问题，村里重大建设项目定时向村民公开。

合寨村委会设立的村务公开专栏，密密麻麻占了几个墙面，内容包括财务公开、村民自治事务公开、协助上级的政务公开、村民意见征询与反馈情况公开等。群众称之为“明白墙”。村民蒙胜同表示：“我最关心村里面的财务开支，每一笔开支，都可以在‘明白墙’上看得到。”

这些年来，通过实行村民自治，合寨村解决了村里用电、用水、校舍修建、硬化道路、水渠、安装闭路电视等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村民之间有小矛盾小纠纷的，再不会像早些年一样“用嘴巴和刀棍解决”，而是主动地找村委会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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