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为什么写《过秦论》（读贾谊过秦论三篇所想到的）

原创 吴淳

贾谊铜像

商鞅变法国強大，

孝恵三代灭六強，

至尊玉宇百家焚，

始皇一统收八荒。

名曰过秦实言汉，

贾谊雄文示后王，

历史周期留遗篇，

毛黄窑洞论兴亡。

今晨读贾谊的《过秦论》三篇。

贾谊的《过秦论》论的是什么？是帝王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一个政权为什么会灭亡，大秦统一六国后，仅十五年的时间，就政息国亡了，秦何“过”之有？《过秦论》通过三篇论文給出的答案是：为政者必须施仁政，不能反人民。后来提到农民起义时常用的“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一词，即出自本篇。毛泽东批注《旧唐书·朱敬则传》中记载：朱敬则上书武则天，以秦朝苛政致亡的教训说明本朝必须禁绝“告密罗织之徒”。对此，毛批道：“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又批道：“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见《过秦论》原文）。”这是毛泽东由唐代朱敬则的议论，联想到了汉代贾谊的《过秦论》并找到了二者的共性。实际上，毛泽东在这里是温史而知新，在概括一种历史教训，即“仁义不施”必然失去民心，导致政权更迭，人亡政息。关于历史周期律，历代有做为的君主帝王都要去“赶考”。这一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前后始终要交给人民满分的答卷。1945年7月4日毛泽东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摘自黄炎培《延安归来》62页国讯书店版）

反复精读“过秦论”三篇檄文，对贾谊竟有如此见解、学识，由衷敬佩；对他年仅三十三岁的暂短人生不尽惋惜，遂拙写小诗并撰文，奉寸心，凭吊远去的贾谊先生。

笔者查阅各种版本，大多是这样介绍他的：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贾谊出生于洛阳（河南郡郡治所在地），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少有才名，师从荀况学生张苍。汉高后五年（前183年）即以能诵诗书善文闻名于当地。河南郡守吴公将贾谊召致门下，对他非常器重，在贾谊辅佐下，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安定，时评天下第一。

汉文帝登基，听闻河南郡治理有方，擢升河南郡守为廷尉，吴公因势举荐贾谊。汉文帝征召贾谊，委以博士之职，当时贾谊21岁，在所聘博士中年纪最轻。出任博士期间，每逢皇帝出题让讨论时，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应答如流，获得同侪的一致赞许，汉文帝非常欣赏，破格提拔，一年之内便升任为太中大夫。由此可见青年才俊贾谊过人的风范与才华了。

笔者认为在贾谊超凡脱俗的文化修养和时政见解中，应更加看重的是他攀越过的哲学思想高峰。他在《道德说》中借助老子的学说，认为“道”是一个囊括宇宙万物的理论，一切事物都遵循这样的规律。贾谊试图为儒家的“道德论”寻找一个宇宙观的基础，表现了汉儒自陆贾以来自觉地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精华，以充实儒家思想体系的非同凡响的志向。

贾谊认为，阴阳、天地、人与万物都由德生，而德由道生。道是宇宙万物的最终本源，而德则是宇宙万物的直接本源。笔者认为贾谊身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的哲学思想大潮中，他确有很高的站位，贾谊认为：“道”是中国哲学视野的最高境界，它所表达的哲学思想揭示出中国哲学的本质与核心是“天道”的思想与精神，按照老子世界观的排例顺序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 （《道德经》第五十一章）。

贾谊认为德有六理：道、德、性、神、明、命；德有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贾谊试图用《老子》的道德说来为儒家的道德伦理提供依据，西汉初年，儒生陆贾与叔孙通等人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用儒家治国理政的设想，兼收并蓄道家、儒家之思想精华，而去其束缚，将儒家学说推到了政治前台，制定了仁与礼相结合的政治蓝图，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随着战乱结束，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汉朝的物质基础亦大大增强，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研究汉初历史，我们不能不说《过秦论》所论之“过”切中要害，令人叹服！更不能不为其此篇之“功”在于2220年前，有人开研究历史周期律之先河，读《过秦论》，字字珠玑，令人深思、令人震惊！贾谊是西汉大政论家和大文学家，所著名垂千古的政论雄文《过秦论》三篇，详尽分析秦王朝仅十五年而亡的国运和朝代如此短命兴替更迭的原因，为汉文帝提供政治改革之借鉴，其政见之后深遂、文采之斐然，开千古史论之先河。

由此篇之开悟，汉初精英们对秦“胜”与“亡”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汲取，为中华文明迈入第一个盛世即史称“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贾谊认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要使汉朝长治久安，必须施仁义、行仁政。同时，贾谊的仁义观带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色彩。贾谊从秦的强大与灭亡中，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这种民本主义思想为基础，贾谊认为施仁义、行仁政，其主要内容就是爱民，“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只有与民以福，与民以财，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爱民为主要内容的施仁义、行仁政的思想是贾谊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贾谊对汉朝的社会现实也进行仔细考察。贾谊认为，当时的情况是，在表面平静的景象之后已隐藏着种种矛盾和行将到来的社会危机：农民暴乱已时或出现；诸侯王僭上越等、割据反叛，已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整个社会以侈靡相竞、以出伦逾等相骄，社会风气每况逾下，因此，在贾谊看来，面对这样一种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的社会现实，不能遵奉黄老之术，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因此，叔孙通等人倡导的制礼仪、明尊卑、以礼治国的主张，也成了贾谊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通过仁与礼，贾谊为汉朝提出了一个仁以爱民、礼以尊君的忠君爱民的儒家式的政治统治模式。

这种吸取道家的思想因素以为儒家的“道德伦常”进行形而上的哲学论证，主张由始于大秦商鞅、韩非子的刑名之政归向仁政,为后来董仲舒吸收道家学说以重构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可以汲取的思想财富，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笔者认为：中国汉代正是以贾谊《过秦论》为代表的王朝精英政治治国理念，才使得汉代生息延联了四百多年之久。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贾谊暂短的十余年从政经历中，有几件重要经历值得圈点：

其一是文帝二年（前178年），针对当时“背本趋末”（弃农经商）、“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贾谊上《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政治上，贾谊提出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

其二是文帝四年（前176年），贾谊遭灌婴、周勃等重臣谪谤被外放为长沙王太傅。长沙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贾谊因贬离京，长途跋涉，途经湘江时，写下《吊屈原赋》凭吊屈原，并发抒自己的怨愤之情。后周勃被捕系狱，贾谊上疏《阶级》，建议文帝以礼对待大臣。

其三是文帝时，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又允许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因此，“邓氏钱”和吴钱遍布天下。汉文帝五年（前175年），贾谊在长沙向文帝上《谏铸钱疏》，指出私人铸钱导致币制混乱，于国于民都很不利，此建议使文帝下令禁止。

其四是贾谊任梁怀王太傅，虽在梁国封地，但仍体察政事，居安思危。贾谊视国家安危为己任，多次上疏陈述政事（《治安策》），针对抵御匈奴侵边、制度疏阔、诸侯王争霸逐利等三个问题力陈己见，被文王采讷。这些真知灼见为解决这一时期出现的外忧内患即匈奴强盛，常侵犯汉朝边疆；汉朝刚刚建立，法规制度粗疏而不严明；诸侯王超越本身的权力范围，占据的土地超过古代制度的规定，淮南王、济北王谋反等国防国政出现的重大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关于贾谊之死，据史料记载：因梁怀王（汉文帝之四子）墜马而死，时年三十三岁。身为四皇子太傅的贾谊因此事在忧郁中死去，笔者认为关于贾谊之死，并非如此简单，应另有其因，此不在本文赘述。

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其辞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贾谊的政论散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感情充沛，气势非凡，全面地阐述了 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了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汉史家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鲁迅称之“贾文”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毛泽东也曾评价贾谊：“（《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

纵观贾谊一生，虽未及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得到文帝的重视，所提政论及建议，大略得以实行；贾谊的治国理政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及其后的历朝历代的长治久安，也起到了深刻的影响和作用。

一九九六年九月版《毛泽东诗词集》。同《七绝·贾谊》为姊妹篇。系毛泽东建国后所作。全诗56字，为毛泽东建国后读史之作。

七律·咏贾谊

毛泽东

少年倜傥廊庙才，

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

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

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

空白汨罗步尘埃。

毛泽东表达了他对贾谊之死的慨叹和惋惜，认为贾谊虽然在《吊屈原赋》中对屈原选择投江殉国的归宿表示不以为然，然而贾谊最终也没有超越屈原的愚忠，因梁怀王堕马之事而忧伤不止，终于忧郁过度而死，同于屈原的投江，还是步了屈原后尘。毛泽东站在历史的高度，对贾谊这位漢王朝优秀的知识青年超凡的才华而惋惜。

值得一提的是从贾谊的《过秦论》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都谈到了朝代兴亡更替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成败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对贾谊的《过秦论》更是读过多遍（见毛泽东批注《旧唐书·朱敬则传》）。这就是早在建国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内的先进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们就非常重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根据“君以此兴，必以此亡”，“罪己者兴，罪人者亡”的“兴亡因果律”细细推究，历史的长河总如往复循环一般，不论怎么岔开，最后总会走到“历史周期律”的原圈上，终难避其“其亡也忽焉”的命运。应该值得庆幸的是：“历史周期律”问题在建国初期，就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关于明亡之经验教训的大讨论，是在1944年即明亡300周年时展开的，也就是说，它发生在抗战即将胜利，而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即将展开之前，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柳亚子先生的《纪念300年前的甲申》和郭沫若的《甲申300年祭》讲明并引发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深思和未来展望的一次深刻的大讨论。

1944年3月19日至3月22日，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名震华夏的《甲申三百年祭》。在这篇约两万字的史论力作中，郭沫若根据确凿的史实，一方面深刻剖析了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已腐败不堪”，指出 “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另一方面，郭沫若对于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首领人物的功罪始末作了客观的评价，指出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实行“欲取天下以人心为本”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胜利以后骄傲、腐化从而又失去人心的结局。远在陕北延安的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在重庆开展的这场关于明亡之经验教训的大讨论。毛泽东在收阅《甲申三百年祭》全文以后，敏锐地认识到该文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兴衰成败具有既现实又长远、既鲜明又重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性，立即指示全党认真学习。于是，延安《解放日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在1944年4月18日和4月19日用大版篇幅，分两次转载了全文；并配发了一千多字的毛泽东亲拟的“编者按”。《甲申三百年祭》被定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在全党掀起了学习该文的热潮。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又与党外民主人士黄炎培畅谈了“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和“罪己者兴，罪人者亡”的“兴亡因果率”。毛泽东用“进京赶考”的风趣，两个“务必”的告诫，和“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的自信为大讨论作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结论。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黄炎培访问延安后所写的《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了“窑洞对”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