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别二首其二的感受简单 品读壮怀激烈又

赠别二首其二的感受简单 品读壮怀激烈又(1)

清明追思 家国永念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夏五月,汉献帝刘协使御史大夫郗虑册命曹操为魏公,加九锡,曹操谦让三次后受命。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汉献帝进操为魏王,4年后,曹操死,汉帝禅让,天下属曹魏。

这一段仓皇历史的导演者——曹操,最初,他像一个求上进的贫寒青年一样,只是不想让别人“目为凡愚”,希望“建立名誉”,最终,却以拯救天下自任,要“垂名于后”。

他的个性与作为,令世人讶异和惊悚,历朝历代,人们在“恶”“善”“奸”“雄”之间,斟酌称量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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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多数时候,学士文人往往止步于道德判断,而忽略了曹操充满张力的性格与人格,忽略了他对有常的“性命”与无常的人生的关注

事实上,曹操的作为,多少对应着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纠结,对于他的肯定与否定,就如同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一样,如同所谓“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博弈一样,因为难以取舍,难以定义,难免被简化或者符号化,非如此,我们难以心安理得地面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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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出身寒微,“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他的那个说得出口的所谓“世系”,据说是他父亲曹嵩被桓帝的宦官曹腾收为养子,并花钱买下太尉衔才获得的。曹操曾经自作家传,将自己的家族漫无边际地遥遥仰攀到周天子同宗曹叔振铎,这尤其可见他对此耿耿于怀。

自卑可以导演出无止境的自尊需要,更可以强化那种以生命为赌注的冲动,强化所谓勇敢、偏执、强固。曹操敢于亲率数千战士毅然同董卓的精骑决战,绝非可能只是出于“义勇”,而包括他“自我证明”的骄矜和“志在天下”的盘算。

当他赌博似的出奇制胜,一举歼灭袁绍,进而战伐攻取,差不多据有了当时的整个北中国时,他的“自我证明”的功业,在以成败论英雄的后人眼里,就不再是“匹夫之勇”的侥幸,而上升为“成者为王”的“历史选择”了。

他的多少有些令人生畏的领袖风范,不仅在于他敢于越夺古礼古训而无所忌惮,以高祖为“贪财好色”,还体现在他为我所用、咄咄逼人的进攻性的行动策略与风格,譬如嘉赏贤能,延聘招揽文章学术之士,为有才艺而未必有德者的辩护,对冒犯尊严的异己者的惩处,俭朴到吝啬的持身持家。然而,英雄阔步伴随四顾茫然,豪迈伴随悲壮,“壮怀激烈”然后“忧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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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一空依傍的主体,是高昂激越的,又是悲凉寂寞的,是忘我的,又是自我的,是高亢的,又是低回婉转的。意识到有限,因为渴望无限,于是有难以逃逸的哀恸,因为一无所有,于是有意气,有“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空虚与向往。或许,这正是曹操成为诗人的契机。

仅流传有不事雕琢的“寥寥数章”,却成为中国诗史上的一流诗人,曹操的诗表征了他不可重复的性情、视野、胸襟、自我意识和对于宇宙生命的苍茫感受,表征了慷慨任气、跌宕悲凉的“汉魏风骨”。

浪漫的诗兴和远不止于诗兴的浪漫情怀,与“实用理性”支配下冷峻势利的政治头脑连在一起,行空蹈虚的形上忧虑、自由想象,与立竿见影、雷厉风行的现实作为集于一身,曹操把诗的人格(自由飘举)与文的人格(理性务实),把至庄至朴、黄钟大吕般的吟唱与轰轰烈烈的务实事功,融通无碍地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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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本志令》是曹操出色的自状,他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还说,别人见他这么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肯定妄相忖度,以为他有“不逊之志”,可是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能够垂誉至今,就是因为兵势广大,却依然“奉事周室”,这不分明是以齐桓、晋文自况?

而且,这一点也不表明曹操对“取而代之”有出自灵魂的禁忌或者基于某种神圣律令的考虑,他只是觉得名分并不妨碍也无损他自雄当世,一如他说,他之所以荡平寇乱仍不“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仅仅是因为“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选择和言说充满自信,充满张狂的自我色彩。在军事、政治上成就“霸业”的同时,曹操完成了精神、人格上的自我确立,既注重现实,又不乏人文理想,既作成政治上的领袖,又成为精神上的轴心,后人的记述,显然并非空穴来风:

  • 说他“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瑟琴”(曹植),
  • 说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兼草书亚崔张,音乐比桓蔡,围棋埒王郭,复好养性,解方药,周公所谓多才多艺,孟德诚有之”(张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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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临终前的《遗令》,延续了他的个性,“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与《寿陵令》以及《遗命诸子令》一起,证明了即使在事关生死的隐秘处,曹操也同样具有一种豁达开放的观念和情志,不仅解脱了神学羁绊,而且远离了柔弱的顾盼和执持。

但是,这并不表明曹操对“性命”的轻视,恰恰相反,意味着他对“性命”的深刻洞察,张溥说,曹操在军政事务倥偬之际,“复好养性,解方药”。如果说在“草书”“音乐”“围棋”上的造诣仅仅表明曹操才情充足、性情浪漫,那么“养性”与“方药”之事,却意味着高度理性状态下另一种不失感性的自我把握,表明曹操不仅关注“性命”之常与人生的无常,亦复期望生命的奇迹。

  • 确实,现行的由后人辑录的《曹操集》中有《四时食制》片断。据称,《四时食制》可能是曹操的一部完整著作,证明曹操对自身性命的观照和安排,决不粗糙。
  • 另外,在《与皇甫隆令》中,曹操称“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
  • 据《博物志》载:曹操身边聚有大量方士,其中“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垂相所录,行其术,亦得其验”。看来,曹操除了注重“服食”之外,对“导引”“行气”之事也有考虑。而“服食”“导引”“行气”在曹操以后的时代发展成了专门之“学”与专门之“术”。

凡此种种,披露的正是一个在道德与历史包裹之外的生命的真实状态。

(摘自 《领导文萃》2020年3月下)


稿件来源:《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芜影

新媒体编辑: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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