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吃猪排(美食家苏东坡请客点几个菜)

苏东坡吃猪排(美食家苏东坡请客点几个菜)(1)

自古以来,勤俭节约不仅是关系个人生活习惯和道德品行的小事,更是关乎社会风气和家国兴衰的大事。在极特殊情况下,甚至还能虎口夺命。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地关系一直高度紧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自古就是传统经济伦理和道德风尚的重要内容。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三宝”之一,便是“俭”。《左传》曰,“俭者,国之宝也”;古语云,“节俭之行,君子攸先”。

春秋时期,齐国名相晏子(晏婴),历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三君,名显诸侯,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时时处处以节俭为意,就连与本身地位相称的生活待遇也坚辞不受。

晏子“食不重肉”,一餐只吃一个肉菜。同僚梁丘据“见晏子中食,而肉不足”。肉菜之外,主食是“脱粟之食”即只去壳没有精制的糙米,蔬菜不过是“五卯、苔菜而已”。晏子做饭以够吃为限,景公的使者突然到他家里,没有准备多余饭菜的晏子只能“分食食之”,结果“使者不饱,晏子亦不饱”。晏子衣着简朴,以蔽体保暖为度,甚至“布衣鹿裘以朝”,把省下来的钱财“泽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晏子以勤俭之道相齐辅政,“政平民说”。

遗憾的是,并非每个王朝都能视“俭”为国宝。三国曹魏后期,奢纵之风弥漫朝堂。魏晋禅代,西晋建立的当月,即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十二月,开国皇帝武帝司马炎就“厉以恭俭,敦以寡欲”,下诏“大弘俭约”,力图扭转奢靡风气。司马炎下令从皇宫中撤出“珠玉玩好之物”,却将之“颁赐王公以下”,间接诱导开启了王公大臣的奢欲,导致朝臣炫富之事层出不穷,弘扬节俭的政策竟然走向反面。

驸马王济身为皇亲国戚,“性豪侈,丽服玉食”,公然带头违背武帝“恭俭”国策。武帝曾到其家赴宴,王济“供馔甚丰”,所有餐食“悉贮琉璃器中”。其中有一道“蒸肫”味道特别好,武帝问起烹饪方法。王济答道,“以人乳蒸之”。武帝当即“色甚不平,食未毕而去”。

武帝虽然个人极度反感奢侈浪费,但因皇权不振,在制止贵族重臣的“豪侈”行为上一直有心无力。西晋开国元勋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衣食住行“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平日吃的“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即不蒸出来十字开花的形状就不吃。每次进宫参加御宴,何曾都看不上御膳房所做的饭食,觉得不如自家厨房美味,无法下咽。武帝“辄命取其食”,就特许他赴宴时自带美食。何曾“食日万钱”,一天的饭菜就要耗费一万钱,以致留下“何曾食万”的成语典故,还“犹曰无下箸处”。大臣“刘毅等数劾奏曾侈忲无度”,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

软弱的武帝后来甚至随波逐流,参与到重臣贵戚的斗富争豪之中。武帝舅父王恺与大臣石崇互相“以奢靡相尚”。王恺用糖水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用不常见的赤石脂做涂料,石崇就用当时难得的花椒刷墙。二人一时不分胜负,武帝亲自下场“助恺”,赐给他一株“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的珊瑚树。王恺用这棵珊瑚树向石崇叫阵,石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随后让人拿出六七株高三四尺,“条干绝俗,光彩曜日”的珊瑚树。王恺看罢,怅然若失。

在朝廷大臣的竞相炫富和武帝的推波助澜下,新生的西晋王朝不但没有一点新朝气象,反而很快气息奄奄。朝堂之上乌烟瘴气,八王之乱兵连祸结,西晋统一全国仅37年就被乱华的五胡所灭,导致中国古代历史进入长达将近三百年的南北大分裂时期。

隋唐再造一统后,吸取西晋斗富奢纵的灭国教训,勤俭成为上至皇室百官、下至黎民百姓的共同价值追求,尤以隋文帝、唐太宗的身体力行为甚。

有年关中地区闹饥荒,隋文帝派左右亲信出宫察看民情。亲信给他带回百姓吃的杂糠豆屑,文帝看过之后泪流满面,从此不吃酒肉将近一年。即使是平时御膳,文帝也只吃一道荤菜,后宫嫔妃的衣服都是多次缝补才换新。“开皇之治”时期,隋朝经济在历经三百年战乱疮痍基础上的迅速恢复,和文帝的勤俭为政密不可分。

在节俭方面,文帝对诸子也是严格要求。他曾告诫太子杨勇,“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因奢华而得长久者”。杨勇与秦王杨俊、蜀王杨秀等诸王之所以被废,固然有政治斗争的原因,也和他们生活上的奢纵有莫大关系。而文帝没能识破杨广简约朴素假面具背后的穷奢极欲真面目,更是导致了隋朝二世而亡。

隋文帝在对皇子节俭教育上的失败,给唐太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坚持清静俭约、勤俭治国,打造出“贞观之治”的太宗,尤其注意加强对太子李治的教导,以确保治国路线的延续。太子“临食将饭”,太宗借机问道:“汝知饭乎?”太子回答“不知”,太宗告诉太子,“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端起饭碗就要想到农民在地里劳作的艰难,只有爱惜民力、不夺农时,才能确保粮食丰收,官民百姓有饭可吃。

在现场教学之外,唐太宗还注意加强书面教育。他亲自撰写《帝范》十二篇,其中《诫盈第七》诫勉太子,“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唐太宗清醒地认识到,在古代生产力、尤其是粮食产量大体恒定的情况下,奢侈浪费必然会过度使用民力,导致百姓铤而走险;只有勤俭治国才能确保百姓生产生活正常有序,实现长治久安。故在《崇俭第八》中,太宗直接明确地告诉李治,“圣世之君,存乎节俭”。

勤俭是中国古代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节俭亦是古人修身养性的品德操守,《礼记·表记》记载孔子认为“俭近仁”。中国古代节俭思想并不是一味强调俭省、泯灭人欲,让人们去过苦行僧式的生活,而是在承认正当需求的基础上否定贪欲,用理智克服物质利益对内心的诱惑,从而涵养内心。故诸葛亮《诫子书》言,“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在“众人皆以奢靡为荣”的北宋中期,司马光“独以俭素为美”。在劝导儿子司马康崇尚节俭的家训《训俭示康》中,司马光要求儿子“以俭为美德”,并对《左传》中的“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进行了深入阐释。司马光认为,节俭是品德高尚的标志,“有德者皆由俭来也”,节俭寡欲,可以不为外物所累,不为利益所惑,这就是“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而奢侈是罪恶的源泉,“侈则多欲”,奢侈必然导致欲望过多,“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或是“贪慕富贵,枉道速祸”,或是“多求妄用,败家丧身”。

和司马光同时代的苏轼,不仅以诗词书画流芳千古,还是著名的美食家,自称“老饕”。东坡肉等一百多种东坡菜美食,相传大多都出自苏轼之手。可就是如此热爱美食,表示要“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的苏轼,在饮食生活上却异常节俭。他曾写下《节饮食说》,给自己定下规矩,“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平时自己吃饭,一杯清酒,一个肉菜;“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请人吃饭不超过三个肉菜,甚至可以酌情减菜;“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别人请他吃饭也不能超过三个肉菜,否则就不赴宴。苏轼如此节俭的用意,“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这正是“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注脚。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自古以来,勤俭节约不仅是关系个人生活习惯和道德品行的小事,更是关乎社会风气和家国兴衰的大事。在极特殊情况下,甚至还能虎口夺命。

春秋末期,昏庸的晋灵公派人刺杀大夫赵盾。刺客钻进赵家后,见赵盾正在吃晚饭,餐桌上只有一条鱼。按照春秋时期的饮食等级制度,赵盾身为卿大夫,按级别可以享受一餐吃掉一头猪的生活待遇。而一餐只吃一条鱼,是普通士人的用餐标准。

刺客见赵盾晚餐只有一条鱼,不胜唏嘘慨叹,认为赵盾“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遂不忍刺杀如此节俭的赵盾,可又不能违抗国君的命令,只有自刎而死。而赵盾因为节俭,从刺客剑下躲过一劫。(作者:吴鹏,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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