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象牙塔在哪里(满怀理想的象牙塔为何如此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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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象牙塔在哪里(满怀理想的象牙塔为何如此不堪)

真正的象牙塔在哪里

关注理由

重大案件总在不经意间发生。快餐式的阅读后,案件又会不经意间从你脑海消逝。其实,有些案件值得留在你心底,因为其中有生命、有道德、有法治、有警示……每周,《法制日报》案件版都会推出“案件特稿”栏目,为你解读上周重大案件,体会其中法理情。

上周,教育部党组召开视频会,通报了3所部属高校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等典型案件。同时,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因涉嫌受贿受审。一时间,高校陷入舆论漩涡。有着象牙塔之称的高等学府,为何蛀虫频现,有些问题值得反思。

□ 本报记者 余飞

19世纪,法国诗人、文艺批评家圣佩韦·查理·奥古斯丁写了书函《致维尔曼》。在此文中,圣佩韦批评同时代的法国浪漫主义诗人维尼,说他的作品中有太多悲观消极情绪。圣佩韦主张作家从庸俗的资产阶级现实中超脱出来,进入一种主观幻想的艺术天地,象牙之塔。

这段历史,是“象牙塔”由来的诸多典故之一。这里的象牙塔,是远离尘世庸俗、隔绝社会丑恶的高雅、纯净之地。

于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纯朴的中国人将“象牙塔”这个词汇赠予了他们心中的圣地——大学,知识精英群集之所、鸿儒大能授业之地,自是不染尘埃、德行高尚之所。

历史车轮带来的总是无穷尽的变数。一条简单的河流尚且时时都在变化,更何况是最为复杂的人、由人组成的大学。

于是,现在,中国人又发现,“象牙塔”似乎已经不再适合大学这个地方了——权钱交易、腐败堕落,曾经的圣地如今也被铜臭的肮脏所侵袭。

上周,教育部党组召开视频会,对近期查处的中央音乐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3所部属高校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等典型案件进行通报。随之引来了社会对高校腐败问题的关注,有媒体盘点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高校腐败案件,就有50多起。

沾钱的地方就出事

12月1日,北京大霾。

坊间戏称,百米开外,不知来人是男女。这一说法虽不免夸张,但足见霾之浓。

不过,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教职工来说,他们心中的霾可能更浓。

当天,教育部党组召开视频会,通报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件,其中就包括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常委、院长王次炤为其女违规操办婚宴问题。

教育部的通报是这样说的,2015年6月,王次炤为其女儿举办婚礼,接受与该校有共建关系的北京某国际艺术中心提供的婚宴优惠价格,邀请学校同事、下属参加婚礼并为婚礼服务(其中包括学校领导班子成员5人),造成不良影响,其行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党的廉洁纪律。经教育部党组、北京市纪委研究决定,给予王次炤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常委、委员、院长职务。

关于对王次炤的调查,有媒体说,早在一个月前,就有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发表公开信举报王次炤违纪,其中就提到利用女儿婚礼“大肆敛财”。

彼时,中央音乐学院的回应是“散布谣言、混淆视听”。不过从目前来看,教授举报所言确有其事。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在举报信中写道,王次炤女儿婚礼的举办地为北京“马奈草地国际俱乐部”,系高档私人会所。俱乐部的官方网站称其为“京城最浪漫的婚礼地之一”,结合独有的艺术空间以及私密浪漫的户外草坪,独家推出艺术主题婚礼定制套系。在一家婚宴预订网站上,“马奈草地国际俱乐部”的婚宴每桌价格分为7000元、8880元和10880元三档。

以此来看,王次炤为女儿办的婚礼,还真不能用铺张浪费来概括。

然而,王次炤的这种行为,在高校圈子里并非个例。

同在上周,另一起高校腐败案件同样获得不少关注度。

12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出现在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站在被告人的位置。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2005年至2013年间,蔡荣生利用职务便利,接受他人请托,在招录考生、调整专业等事项上为他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330万余元。蔡荣生表示认罪悔罪,法庭没有当庭宣判。

尽管最近几年的高校招生公开透明不少,但种种暗箱操作似乎防不胜防,“招生”无疑是高校腐败的一个标签。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检察院的调研结果就显示:在招生环节享有一定“生杀大权”的官员或者教职工,极易产生滥用权力的可能。

紧随招生之后,人们最为熟知的高校腐败领域,应该是校园基建。

2014年7月3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在这里审理了一起受贿案。这起案件的被告人是甄朝党,在被戴上手铐前,他是云南民族大学校长。

法院一审认定,甄朝党的受贿金额是746.9335万元,受贿事实大部分涉及校园工程建设,大多涉及云南民族大学的呈贡新校区建设。

2007年12月,某建设企业负责人李某提出想做呈贡新校区项目,并许诺回报甄朝党中标价的两个点。2008年1月,新校区行政楼和科技实验楼两个项目发出招标公告。甄朝党让李某报科技实验楼项目,随后就收到李某的50万元,李某的公司也顺利中标。

像这样与甄朝党“合作”的公司负责人,不止李某一个。这些“合作”项目,几乎涵盖了人们所能想到的一所学校的所有建筑和项目,小到电梯、外墙涂料、铝合金,大到科技实验楼、文科教学楼和试验楼、院系办公楼、体育馆、图书馆、学生公寓、食堂……

招生也好,校园基建也罢,只要沾到“票子”,似乎总有人掉到钱眼儿里。

“领军人物”也很疯狂

在高校,除了招生、基建等环节会直接面对钱,还有一个涉及巨资的领域。

在2014年以前,或许很多人都不会关注到这个领域,因为它实在是太“高大上”——科研经费。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2号院内,中国农业大学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的一间办公室,门前的铭牌曾写着两行黑字: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李宁院士办公室。

曾经的李宁院士,如今已被取消院士称号。

头顶“中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中国动物克隆体系创始人”等光环,担任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经费约200亿元的重大科研专项副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却因侵吞科研经费被批捕。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官网发布的简历,1962年出生的李宁于1982年大学毕业,在2007年当选为院士,堪称“罕见速度”。他所负责的科研课题同样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2008年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立项,投资约200亿元。李宁长期担任这一业内公认“航母级”科研项目的副总工程师。

李宁团队曾创造了多项世界和全国“第一”:如世界最大的克隆牛、中国第一头克隆猪等。“不可否认,他对科研进步的贡献卓著,成就斐然。”一位来自中国农大的李宁的同事说。

中国农大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0年的5年间,在国际论文、省部级奖项等“学术产出”中,李宁占据其所在院系全部奖项的一半多。与之相应的是,李宁获得经费的“吸金”能力在业内也“屈指可数”。

同一时期,李宁所在的生物学院获得科研项目达374个,获得国家及各类经费达6.8亿余元。

“李宁最受争议的是,他既是专项主要负责人、把关者,也是数十个子项目的负责人或顾问。”一位知情专家表示。

据业内人士透露,身兼“运动员”“裁判员”是一批课题的普遍做法,以强化个人拿项目、抢经费的能力。

长期担任重大课题负责人、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的李宁,还参股或控股开办了多家企业。正是通过“空壳公司”参与课题、捞取公款,直接导致其“出事”。

栽在科研经费上,李宁不是第一个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人。

就在李宁被依法批准逮捕的消息传出6天后,2014年10月1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再抛出重磅消息:教育部近日组织召开了直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情况第二批专项检查动员部署会,对30所直属高校的科研经费管理情况进行专项检查。会上通报了4起典型案例,浙江大学原教授陈英旭利用关联公司贪污案,便是其中一例。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陈英旭进行宣判时认定其贪污945万余元,以犯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

2013年10月,科技部部长万钢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及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出现恶性问题时,提及“一位知名的环境领域专家和一个重要省份的科技厅长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这名被科技部部长视为典型的“知名环境领域专家”,正是陈英旭。

生于1962年的陈英旭,是在50岁这一年遭遇人生之变的。此前,他是成功的大学教授,既担任着浙大水环境研究院院长,又是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拿到的重大课题,科研经费可高达数亿元。

据检察机关指控,2008年8月至2011年12月,陈英旭利用自己课题总负责人的身份,将关联公司列为课题外协单位,再通过授意关联公司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两家关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陈英旭的博士生。

有人认为,科研经费是高校中最大的“黑洞”。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招生、基建等都是摆在明面上的,大家心知肚明。而科研经费则不然,它披着天然的伪装,它的使用者、贪挪者更是罩着不知多少光环。

不是一个人在变质

湖北武汉,华中重镇。

这里,除了闻名的“故人西辞黄鹤楼”,还有最美大学之一的武汉大学。

曾有当地人戏称,即便不读书,哪怕在武大待上几年,也能被珞珈灵秀熏出几分文人之气。

虽是笑谈,但人们还是会认为,珞珈山下的教职工,自然是有一些情怀的。所以,当某一天,新闻里说武大出现腐败窝案时,很多人愕然了。

这起窝案,起于武大的后勤系统。

2010年12月10日,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对武汉大学后勤保障部原部长江建勤作出一审宣判,同时被判刑的还有原副部长闵启武。此前,武大后勤服务集团原总经理朱山河、武大后勤服务集团原副总经理何力等相继落马。

在一所大学的后勤系统里,部长、副部长,总经理、副总经理,一般干部纷纷倒下,即使在高校腐败案频发的今天,这份被不断拉长的名单还是有些骇人听闻。

之前,有检察官形容规划、国土等行政机关官员腐败的特点是,“一查一串、一抓一窝”。如今,这一现象已经在高校蔓延开来。

在安徽师范大学系列案件中,有12名干部被查处,其中包括新校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助理、后勤集团老总、工程项目部等建设环节相关部门人员,涉及处级干部8人。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原院长方光罗落马后,该学院分管基建的副院长、分管业务的总务处副处长也相继被查。

在安徽医科大学系列案件中,基建办财务科原科长费维正被查后,总务处基建办原主任李继森、副主任王建明也相继落马。

在合肥工业大学系列案件中,小小的教材就击倒了合肥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原院长孙佩石、学院办公室原主任龙巨东,同时还一并挖出了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教务处原副处长兼艺术系主任郑杰,合肥师范学院教务处原工作人员刘清文等4人。

“高校腐败案件一般都喜欢‘扎堆’,他们之间容易彼此勾结,造成权力之间的互补,导致查办难度很大。”一位曾经查办过安徽省芜湖高校系列腐败案件的检察官说。

高校腐败窝案的频繁出现,无疑说明一个事实,高校腐败并不是一两个害群之马所为。

曾经远离尘埃、满怀理想的象牙塔,为何变得如此不堪?

湖北省武汉市的检察官曾经剖析高校职务犯罪的四大原因:

一是社会上不良思潮和不良商家的“两面夹击”。面对象牙塔外的“花花世界”,一些人心里失衡,便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划”新生活。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视和不断加大投入,高校成为电教设备商、网络商、工程建设商等商家竞相“进攻”的目标,各家各显神通,只要能拿到“项目”感谢费、劳务费等无所不用其极。

二是自身拒腐防变能力缺失和外部监督机制缺位的共同作用。随着高校推倒“围墙”、开放办学的力度加大,社会腐败现象的影响使得高校腐败问题的滋生蔓延有了客观条件,同样存在易发多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现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存在缺陷,很多制度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不能从根本上对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很多高校党政“一把手”更是集人、财、物权于一身,上级疏于监督,下级不敢监督,从而给职务犯罪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三是管理中存在漏洞和薄弱环节。目前,高校教学经费的来源,已从过去的单一渠道转化为多渠道、多方位筹资,除国家拨款外,还有社会捐助、科研经费、学生学费、校办产业等,学校与社会的交往也日益频繁。与教学资金来源多样化相比,高校并没有随之建立起健全、有效的监管机制。权力过于集中,缺乏透明;制度不合理、不健全;缺乏法制手段和配套措施,管理不科学、不严密、不规范等,为高等教育腐败问题的形成与发展留出了“空间”。

四是投资体制存在弊端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高校建设的主要经费靠政府拨款和部分自筹、贷款,建设项目、投资计划、资金投放额度、投资效益及效能监察,除政府拨款的项目外,自筹与贷款的项目,受政府财政制约小,许多重大项目资金使用、支付不按合同和付款计划执行,有些重大项目开支,往往是掌握重权的领导个人说了算。缺乏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督与制约,这就为建设单位工程管理人员提供了腐败的机会与空间。

鲁迅先生曾号召革命的文艺家要走出象牙之塔,到社会中去,到漩涡的中心里去,这样才能创作出反映现实生活的好作品。

现在来看,象牙塔内的少数“大家”们,不仅走到了社会中去,而且还深陷到一些“漩涡”中不能自拔。

出淤泥而不染。象牙塔里的人,即便走进了社会,也总该是有些不同,总该留下些超脱之美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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