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服骑射发生在北宋时期吗(胡服曾在中原地区非常流行)

“胡”是战国以降古代中原人对北方诸族的泛称,历代所指不尽相同。“胡服”与中原汉服相对立而存在,沈从文先生认为“胡服是西北地域性服装的代表”。其主要特征为短衣窄袖、腰束革带,下着裤装、革靴,以毛、皮革为主要材料,有短小精悍、保暖防晒、便于骑射的特点。

所谓“胡服”问题,指北方游牧民族服饰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胡服问题的产生源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固有的“夷夏”观念,因此胡服也成为历代中原汉族政权不时讨论防范的对象,有关胡服乱国的记载不绝于史。胡服问题便成为历代政权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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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服在中原地区的传播

上古时代,中原华夏民族上衣多为交领斜襟,尚右,习惯衣襟右掩,称为右衽。北方诸族则尚左,习惯衣襟左掩,是谓左衽,因此左衽被看作是胡服的标志。汉服与胡服的这种区别由来以久,《尚书·周书·毕节》:“四夷左枉,周不咸赖。”孔子也在《论语·论宪》中发出了“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的感叹。

北族胡服的不似中原宽大,而是裁制得窄小便利,腰扎革带,足蹬革靴,十分方便、简洁、利索,适合骑射。正因胡服的这些优点,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改革军事制度,装备骑兵,便采胡服为戎装,而使“胡服骑射”成为中国服饰文化史上的千载佳话。自此,赵武灵王便被看作是引入胡服的第一人。“胡服骑射”虽然是一次军事改革,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移风易俗和更新观念的作用,开启了汉服尤其是军戎服饰吸收胡服文化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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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汉,随着张赛出使西域的成功和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原地区周边胡人的物质文化交流逐渐加强,胡化之风在中原渐盛。东汉时期,“灵帝好胡服、胡帐、司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掀起了一次胡服传播和接受的小高潮,促进了汉服胡化的进程。但由于汉代礼法严格,胡服影响仍主要在于戎服。

时至魏晋,中原动荡,出现了胡人南迁的第一个高潮,形成了“五胡乱华”的历史局面,此时也是汉服胡化的又一个高潮。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时期,虽然是胡人、胡服大举向汉人、汉服渗透的时期,但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在文化和政治体制上明显落后于汉人,北人朝廷多仿效汉人典章制度,及帝王百官服饰礼仪,除日常便服仍服本民族服饰外,祭祀、朝会典礼则穿起了汉族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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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北方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重视和提倡,汉人传统的冠冕衣裳得以保存和传播。因此,这个时期同时也是胡服汉化的重要时期,而此时胡服的渗透主要针对汉人常服而言。可见,此时胡服的涌入并没有使传统汉服感到危机,反而成就了汉服对外传播和扩张的事实。

隋唐乃直接继承北朝政权而来,是我国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阶段,胡风盛行,尤其是妇女服饰,掀起了中原盛行胡服的另一个高潮。由此,则唐代胡服风气由来己久,乃“依齐隋旧制”而为。反映于唐代绘画中,则以《明皇幸蜀图》与《唐人游春山图》及《貌国夫人游春图》表现唐代妇女头上所戴比较清楚具体。此间,不仅妇女服饰胡风大盛,男子“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既曰起自魏周,则其胡服渊源确定无疑。

此时中原地区固有的交领宽衣大袖装束受到胡化装束的巨大冲击,中国古代服饰由传统的上衣下裳时期进入靴袍时代,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是各式胡服,如圆领或折领窄袖上衣、小口长裤、胡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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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代胡服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度

经过唐代民族融合的大发展,到赵宋时代,汉族己非先前之汉族,周边少数民族也非先前之少数民族。彼此都在民族融合的催发中蜕变,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的高度。

同样,在服饰文化方面,各自都实现了服饰礼俗的重构,原来所谓的异化因素已经固化为本民族自己的文化因子,从而,中原汉人对胡服也有了自己新的富于时代特色的理解。

自战国赵武灵王开始,随着民族交流的不断进行,胡服便和汉族传统服饰发生着联系。但直至隋唐,胡服的影响多限于常服,对礼服制度影响不大,隋唐冕服、朝服、公服在制度规定上依然遵循传统礼制。宋代虽然讲究遵古守礼,但宋代除冕服、朝服制度规定上依然遵循旧制外,公服实为北朝胡服的而来。可以说胡服经过不断的发展、改造,以国家制度的形式正式得到了礼制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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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胡服的影响不仅限于常服,且及于礼服范畴,影响更加深远,达到了胡服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度。北宋沈括认为:“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枫窗小犊》也记,北宋祟宁间妇女“大皿方额”政宣之际(1111一1125)又尚“急扎垂肩”宜和己后多梳“云尖巧额,龚撑金凤”,还有“莹面丸、遍体香”等,“皆自北传南者”。

由此可知,在宋与辽金对峙百余年中,民族矛盾虽日趋尖锐激烈,民族民间文化交流影响却在不断加深,官府虽然一再用法令禁止,却收效甚微,南方也己经受到了北方民族服饰及生活习俗的严重影响。

对于宋代胡服所包含的具体形制,时人的理解各有侧重。北宋沈括认为:“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排绿短衣、长翰靴、有蹂跳带,皆胡服也”。南宋袁说友以为胡服之最要者乃“顺圣紫”、“不到头”、“短统塌顶巾”、“武夫力士插掉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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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两宋时期关于胡服的禁令,如“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钩整之类者以违御笔论”“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四夷形制之人,以戴毡笠子,着战袍,系番束带之类,开封府宜严行禁止。”。可知,戴毡笠子、着战袍、系蕃束、钓壑之类都属于宋代胡服范畴两宋时期的所谓胡服,主要指契丹服和女真装。契丹、女真均为东北民族,且女真为契丹奴役多年,交往甚深,风俗大多相同,服饰也诸多相似之处。大抵北宋胡服多就契丹而言,南宋则多指女真,其实并不绝对。

宋代,契丹、女真胡服之所以会在中原流行原因无外乎三个方面:

一是出于功能性考虑。沈括便认为: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翰皆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业时皆见之,虽王庭亦在深荐中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裤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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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则是出于对美的追求。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对美的追求有两种心理倾向:求同与求异。当一种样式成为流行主题,人们便纷纷效仿,为追求美而求与美同;但此种流行的出现则必然以创新求异为开端。胡服相对于中原传统服饰来说,必然是充满新奇色彩的,于是在求异审美心理的促使下,大胆引领风潮者便会对胡服加以选择、吸收随后便是大众在尚美求同的作用下纷纷效仿,于是胡服流行于世。

最后,便是民族融合过程中的“熏蒸渐演”。两宋是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期,民族战争不断。但政治上的对立,没有影响人们的爱美之心的猎奇欲望,民族间包括服饰文化在内的物质文化交流并没有中断。

政治从来都不是服饰文化交流和发展的障碍,在很多时候是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随着两宋与契丹、女真等民族的战争频繁进行,各族人民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各自的生活方式都在“熏蒸渐演”中,受到了程度不等的影响,而战争引起的民族迁徙更使各种文化因素加强了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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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胡服在宋代被禁的原因

靖康之难后,沦落在北方的宋臣民,直接处于异族的统治,和胡族杂居,服饰等物质生活方式沾染了浓重的胡气。但他们在异族残酷的奴役下,既感南方为正朔所在,又见南方战祸较少,加上南宋政府的号召,纷纷南归。而大量归正人,又“往往承前不改胡服”,直接带来了北方民族的服饰文化。因此时人讨论胡服流行原因时也指出当时“招致降人,杂处都城往来所致耳。”而北方义军的招抚则造成“诸军又效习蕃装”,“身披虏服而敢执事禁庭”的现象。

既然宋人已经愈识到了“衣冠无有是非哉,习与不习而己矣”。那么宋政府为什么还要如此大动干戈加以禁止呢?

首先,是“骇于未见”的常理使然。

其次,是“夷夏观念”的惯性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文化中,夷夏之辨和春秋大义观念的影响很深,在夷夏之辨观念的熏陶下,以夏变夷才是正义,以夷变夏则为汉人所不耻。因此,历代中原正统君臣对胡俗侵染都明令抵制。

宋代仍然继续发挥这种思想,宣和元年(1119)正月五日宋廷诏称:“先王之法坏,胡乱中华,遂服胡服,习尚久矣,人不知耻,未之有禁,非用夏变夷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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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主要是出于政治舆论的考虑。契丹之与北宋,女真之与南宋,都是有亡国灭种之恨的民族,要使国民同仇敌汽,“恨不寝皮食肉”,更何况把敌人的衣物穿在身上呢。尽管如此,胡服的影响仍无法阻挡。

参考文献:

《宋会要辑稿》

华梅《中国服装史》

王维堤《中国服饰文化》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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