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桃花扇吗（桃花扇国在哪里）

孔尚任与《桃花扇》写作背景

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夏秋之交，在北京的深宅大院里，传抄着一部刚刚脱稿的“传奇”。次年春天，当这部“传奇”开始由大官僚的戏班子轰轰烈烈地演出时，颇有“凌云之气”的作者却突然被罢官了。

这部“传奇”就是著名的历史戏剧《桃花扇》，作者就是历史戏剧家孔尚任。

孔尚任，字季重，号东塘，又号岸塘，又称云亭山人，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生于山东曲阜。这时候的中国，清入关四年，南明福王政权覆亡只三年，抗清的烽火依然在南部燃烧。若干年后，战乱中遭到巨大破坏的经济，慢慢复苏过来，但清统治者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依然束缚着人民群众和知识阶层，生活是残酷的。

1663年，孔尚任十五岁左右，中国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庄廷鑨刻明史案。受这个案子株连而被处死的竟达七十余人。这给当时的士大夫以及一般读书人的心灵打上了沉重的烙印。

孔尚任活了七十一岁，死于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在他死前七年，发生了戴名世《南山集》案。而在他死后不久，又接连发生了汪景祺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等。

孔尚任就是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中，写出了《桃花扇》，这需要有多大的勇气！

《桃花扇》，是以明崇祯政权覆没（1644年）到南明弘光政权覆没（1645）期间的历史事件为扮演内容的大型戏剧。无论作者如何谨小慎微，都难以掩饰被蹂躏的汉族人民的民族情绪，因此，他难免被清朝统治阶层所忌恨。在该剧脱稿流传京师、传入内府后不久，孔尚任便被罢官。1702年，他离开北京，回山东老家隐居时，一位朋友写文送他：

“读其所为《桃花扇传奇》，盖谱弘光南渡轶事，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故，情辞淋漓悲宕。今归矣，怅望黄金台，裴回市上，悲歌狂醉者何人乎？俯仰天地，睠怀今昔，能不凄然泣下也。”

朋友的字里行间隐约透露出孔尚任被罢官的奥秘，然而士大夫不能妄说，就是孔尚任自己也说：“我是白头簿书郎，被谗不辩如聋哑。”

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曾记述创作的过程。他的一位族兄，崇祯末年在南京做官，对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内幕十分熟悉。孔尚任通过亲属间接了解到这些遗闻逸事后，将所听到的传说，“证以诸家稗记”。这段历史让他感慨，他还未做官时，就打算写一部历史戏，但又意识到“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寐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

前后经过十年，“凡三易稿而书成”，《桃花扇》写成时，他已是五十一岁了。

孔尚任经历了多年的仕宦生涯，期间担任过治水的官职，在淮扬地区漂泊数年 ，对南明的遗民有所接触，对江南民俗有所体验，对南明遗迹有所考察，对下层人民有所了解。正是如此，他才能写出这部历史戏剧。

青年时期，他在石门山过着隐士般的读书生活。直到三十七岁时，他才经孔毓圻敦请出山，为这位“衍圣公”的夫人张氏治理丧事。恰逢康熙到曲阜朝拜孔庙，孔尚任被推荐为康熙讲解《大学》，并为之导游。在《出山异数记》中，他写道：“霁堂陛之威严，等君臣于父子，一日之间，三问臣年，真不世之遭逢也。”，诚惶诚恐、感激涕零地记述了康熙拜孔的过程，表达了自己受到垂青的荣幸心情。

康熙把孔尚任“从优额外授为国子监博士”。次年（公元1685年），孔尚任“乘传赴京”，“二十八日升国子先生座”。

显然，最初孔尚任是抱着犬马图报的心情上任的。但是，他并没有得到重用，康熙对他的破格提拔更像是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政治需要而已。

康熙二十六年，孔尚任被派往江苏沿海一带，“督浚海口”。他在湖海之间漂泊近四年，于康熙二十九年调回北京。期间，他写了大量的诗文，称之为《湖海集》，其中不乏牢骚、不平的感慨。但正是在此期间，他接触了大量的下层劳动者。

他在《西团记》中细致地记述了他对泰州盐民、渔民生活的观察，自己“坐立泥涂中，饮咸水，餐腥馔，不胜劳且苦，己劳而慰人之劳，己苦而询人之苦，乃悉得其煮盐捕鱼之状。”。他感慨：“予处于同乐无忧之乡，虽斥卤荒凉，手胼足胝，与之欢呼鼓舞，盖不知劳之为劳，苦之为苦已。”

孔尚任对扬州、南京这两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都有深入的了解。他以扬州为中心，游历了附近许多城池和古迹，结识了许多诗人，拜访了后来被他写入剧中的人物张瑶星、复社人士冒辟疆 以及其他明末遗民等。他给冒辟疆的信中，对这位有民族意识的遗老极表敬意，“先生云中龙马，海上鸾鹤，望其精神姿采，亦足增人智寿。”

在与遗老们的交往中，孔尚任定会得到不少关于明末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状况的感性认识。

另外，他还结识了一些甘居陋室而不愿“委屈徇俗”、干禄求官的耿介之士。他在《城东草堂诗序》中写道：“吾友张子谐石，居维扬东城下，草庐数间，青蓬垂户。其为诗，皆自鸣其母老家贫灌园负米之苦。劝者谓以子之才，何不游燕台？谐石曰：吾家维扬，去富人之门咫尺而不一叩，乃奔走数千里外，求如神如鬼之阍人乎！以故天下有心人，读其诗，知其人，必得性情之正者。”字里行间流露出孔尚任对不愿趋炎附势者的赞赏，说明他是有节操的人。

江淮治水四年，孔尚任耳闻目睹了官场的黑暗、政务的腐败，他当年因受到康熙的垂青而准备报效朝廷的热情一点一点地冷却了。康熙二十七年，他在扬州写下《待漏馆晓莺堂记》，“漫没之井灶场圃，漂荡之零棺败胔，且不知处所！而庙堂之上，议论龃龉，结成狱案，胥吏避匿，视为畏途。即与予同事之官，或还朝，或归里，或散，或亡，屈指亦无一人在者。”

风尘仆仆三年于江淮之间，劳而无功，甚至还有遭朝廷责罚的危险。他对朝廷无限景仰、戮力报效的心情不复存在。思想上的变化，对于他写作《桃花扇》有着积极的影响，能冷静地分析和表现南明王朝的政局，正确地表达自己的爱、憎。

他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事也有深切的体验，江淮治水的生活经历是他创作《桃花扇》的根基。

他对文学艺术有很高的修养，“予好考历代之乐，凡古三百篇、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莫不细读其文”。他写过一首《北固山看大江》：“孤城铁瓮四山围，绝顶高秋坐落晖。眼见长江趋大海，青天却似向西飞。”他的散文往往能把状物、叙事、抒情相结合，并能表现处令人深思的哲理。

他反对“诵贵之言”，以为“所谓诗者，欲得性情之正，一有委屈徇俗之意，其大旨已失”。他反对“假人之意以为诗”，主张“多读书而以己意运之”。

另外，他还有着丰富的文物鉴赏知识，是金石文物收藏家。

戏剧是一门综合性艺术，而历史戏曲则是高级的综合性艺术，需要作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现实生活的深入体验、高度的文艺素养等。

《桃花扇》的结构以及它所反映的历史

《桃花扇》长达四十余出，几乎概括了从崇祯灭亡前夕的1643年至弘光灭亡的1645年期间，发生在以南京为中心的政治舞台上的所有重大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上场的二十九个有名字的角色，历史上都有真人。

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说出了自己的创作宗旨：“《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孔尚任并不是消极地抄写历史，而是从一定的政治立场出发，通过艺术手段去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后人的鉴戒。但，他十分尊重历史，严格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构造作品，在《桃花扇凡例》中，他说出了自己的结构原则：“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置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明王朝已腐败透顶，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面临着彻底覆灭的命运。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上吊自杀，但李自成并未能建立新的王朝，汉奸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进京不到两个月就仓惶西走。

汉人承受着民族压迫的枷锁，即使是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也感受到了天翻地覆的痛苦。孔尚任的出身，使他不能把注意力放在人民身上，去反映他们可歌可泣的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他只是把眼光集中在知识分子和官僚以及围着他们转的歌妓清客身上，去揭示他们中间的美和丑、忠和奸、善和恶。他把自己的全部同情倾注给东林党人以及站在他们一边的忠臣义士，倾注给具有政治节操、坚贞不屈的歌妓；与此同时，又满腔愤恨地鞭挞阉党的余孽、奸臣和荒淫无耻的昏君。

他以一幅幅现实主义的图画，让人们意识到南明小朝廷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注定会灭亡。

《桃花扇》首先揭示了明王朝覆灭前夕，在“留都”南京生活的官宦士绅的腐朽。1643年，明王朝风雨飘摇，南京城里却依旧是歌舞升平。端午节，复社人士侯方域和他的情人歌妓李香君正泛舟秦淮河上。

“龙舟并，画桨分，葵花蒲叶泛金尊。朱楼密，紫障匀，吹箫打鼓入层云。”

在水榭之上观光的艺人和复社的诸位君子面对着“人山人海，围着一条烛龙”的场景，无限感慨。“你看这般富丽，都是公侯勋卫之家。”“你看船上吃酒的，都是些翰林部院老先生们。”“我辈的施为，倒底有些郊寒岛瘦。”

然而，此时“榴花照楼如火喷”的南京城绝不平静。从第一出“听稗”到第八出“闹榭”，描写了：阉党余孽阮大铖企图东山再起，复社人士侯方域、吴次尾、陈定生以及同情他们的李香君、柳敬亭等人共同与之开展了斗争。初步揭示了镇守武昌的左良玉与南京部员之间的矛盾。

到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后，剧情急转直下，围绕着由谁继承帝位以建立南明小朝廷的问题展开了冲突。凤阳总督马士英、阉党余孽阮大铖勾结驻镇南京附近的军事头目，拥戴昏庸荒淫的福王朱由崧；侯方域等复社人士以及在朝的周镳等人竭力反对，提出福王“三大罪”、“五不可立”的说法。

孔尚任在表现这场政治角逐时，初步揭露了马士英、阮大铖的奸诈嘴脸。“幸运国家大变，正是我辈得意之秋”，“捷足争先，拜相与封侯，凭著这拥立功大权归手”，马、阮果然取得了拥戴头功，控制了南明小朝廷。至此，孔尚任把他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了朱由崧。

历史上，清兵虽占领了北京，但大半个中国仍在明朝地方政权的控制下，还有一支庞大的军队驻镇在大江南北的军事重镇。如果南明政权奋发有为，它仍有可能重新取得对全国的统治权。但它妄想苟延残喘于残山剩水之间，以维持一小部分最腐朽最反动的统治者的特权地位。它极端仇恨农民起义，所以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它的主要成员在品质上极端自私和糜烂，这决定了它的软弱，随时都可能投降清朝统治者。它对待统治下的百姓与政敌，又极端横暴，使人民生活于水火之中。

剧中，马士英、阮大铖这两个随时准备投降的败类，私下里说得很明白，“北兵一到”，“只有两法”：“跑”和“降”。作者对他们的狼狈为奸、迫害忠良、摧残歌妓的罪行作了充分地揭露，把马、阮的迫害和侯方域、李香君等的反迫害之间的斗争，作为全剧的重要情节来展开，以此来表彰民族正气和鞭挞奸佞邪恶。

在《桃花扇》中，“天子”朱由崧以及他的宠臣马、阮都是典型的丑角。

阮：“圣上安享太平，正宜及时行乐，慵游倦耍，却是为何？”

朱：“朕谕你知道吧，朕贵为天子，何求不遂。只因你所献《燕子笺》，乃中兴一代之乐，点缀太平，第一要事；今日正月初九，脚色尚未选定，万一误了灯节，岂不可恼。”

阮：“原来为此。皆微臣之罪也。臣敢不鞠躬尽瘁，以报主知。”

追求声色之乐，就是弘光皇帝朱由崧的最主要的人生目标。他的宠臣，“恨不能腮描粉墨”，去满足他的贪欲，以求得“万世荣华”。

据史料记载，朱由崧的罪行令人发指：“时上深居禁中，奸污幼女，饮火酒，伶官演戏为乐。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宴赏皆不以节，国用匮乏。”对南明小朝廷昏淫浊乱的揭露，是《桃花扇》忠于历史的标志。

小朝廷的腐败与它内部不可调和的重重矛盾紧密联系。《桃花扇》用相当大的篇幅描绘了驻守南京附近的“四镇”头目之间的火拼。

高杰原是李自成农民军的叛徒，与其它军事头目隔阂很深。内阁大臣兼督师的史可法，极力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劝高杰让出扬州，但高杰“宁死不在他们之下”，结果混战于督师帅府的辕门之外，以败走而告终。

面对这幕闹剧，史可法感慨道：“没见阵上逞威风，早已窝里相争闹，笑中兴封了一伙小儿曹。”

孔尚任描绘了这个小王朝末日的一幅幅鸡争狗斗的场景：从扬州移镇睢州的高杰被睢州总兵许定国于家宴中取去首级，许率部投降了清兵；驻守武昌的左良玉会同袁继咸等部以“清君侧”的名义，沿江东下，与拥护马、阮的黄得功部大战，结果左良玉之子反而与袁火并起来，左良玉一气之下呕血而死；明军内讧，清兵渡江，朱由崧与马、阮等半夜逃命，朱由崧被他昔日所提拔的武将当作邀取清朝奖励的“宝贝”劫走，做了阶下囚。

至此，南明小朝廷在它自身不可克服的重重矛盾中走向了覆灭。

揭露南明小朝廷，孔尚任没有什么顾忌，但在南明军民的抗清斗争上，他就束手束脚了。因为，他是清廷的臣子，必须要记取文字狱的教训。所以，《桃花扇》对南明军民的抗清斗争基本上采取回避的态度。但总的来说，作者是忠实于历史的作家，对于史可法死守扬州的壮烈斗争，剧中仍有颇为逼真的反映。

第三十五出《誓师》所表现的史可法激励将士死守扬州的场面，如今读来还是那么的激动人心：

“ 你们三千人马，一千迎敌，一千内守，一千外巡。”

“上阵不利，守城。”

“守城不利，巷战。”

“短接不利，自尽。”

“你们知道，从来降将无伸膝之日，逃兵无回颈之时。那不良之念，再莫横胸；无耻之言，再休挂口，才是俺史阁部结识的好汉哩。”

“是！”“是！”“是！”

万众一心，血战到底。这样的场面与朱由崧、马、阮一伙民族败类望风逃窜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尽管有史可法这样的爱国之士，有死守扬州的三千勇士，在南明小朝廷不可救药的对内对外政策之下，都是强弩之末。史可法的抗清斗争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面对如此壮阔、复杂的历史生活画面，用什么戏剧线索，把众说纷纭的历史事件组织成波澜起伏的戏剧冲突？这条线索就是侯方域与李香君之间的爱情，他们之间的悲欢离合。“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事。”

把主人翁的爱情纠葛与政治斗争紧密联系起来，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环。从戏剧结构的角度而言，这是《桃花扇》的创造。

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排场有起伏转折，俱独辟境界；突如而来，倏然而去，令观者不能预拟其局面。凡局面可拟者，即厌套也。”

从第一出《听稗》到第八出《闹榭》，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正处在风和日丽之中，与此同时，复社人士神采飞扬，使阉党余孽阮大铖等几乎是无地自容。但，一个政治阴谋已经渗入了他们的爱情生活之中，李香君发现了阮大铖的阴谋，于是出现了第一个戏剧波澜《却奁》。

阮大铖总是在寻找报复侯、李以及复社人士的机会，左良玉企图东下就食南京便成为阮大铖陷害他们的最好口实，想以侯方域勾结左良玉的罪名把他置于死地。

侯方域无奈离别香君，到淮漕抚史史可法处充当幕僚。从这个转折起，故事开始分两条线进行。一条以马士英、阮大铖取得拥戴大功之后，对李香君进行一系列的迫害，而李香君坚贞不屈的斗争为线索，构成了《拒媒》、《守楼》、《寄扇》、《骂筵》等重头戏。另一条以侯方域的形迹为线索，包括反对拥立福王，调和“四镇”冲突，劝谏高杰不成等情节。

两条线相互交错，一会是宫殿内弦歌四起，昏君奸臣饮酒作乐，香君横眉怒怼拼死抗争，一会是辕门外杀声震天，鸡争狗斗，侯方域无可奈何只有感叹。

到第二十七出《逢舟》，结构又起转折，侯方域与替香君传扇的苏昆生以及替香君出嫁的李贞丽，在黄河渡口偶遇，于是侯方域回到南京寻找香君。但人去楼空，被阮大铖捕入狱中。直到南明小朝廷覆灭，侯方域才逃出牢狱，香君也得以逃出深宫，两人重逢在栖霞山上。

团圆在即，两人受到张道士的启示，如梦初醒，割舍情爱，分别入道。桃花扇被揉碎在斋坛之下，侯、李的爱情以悲剧作结。

正如孔尚任所说：“《剧名《桃花扇》，则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珠。”

主要人物

李香君

香君是全剧的女主角，是个具有进步的政治倾向、坚贞的节操以及勇于作斗争的歌女，具有光彩、个性的典型形象。

她不同于《西厢记》中的莺莺和《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她不是门第高贵的千金小姐，而是地位卑贱的秦淮歌妓。在孔尚任的笔下，她是“出于淤泥而不染”的。

秦淮歌妓是依附于官僚士大夫的寄生群体，依靠色艺以博取达官贵人的欢心，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也不懂得人的尊严。但，香君出乎其类，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坚贞的节操，这使得她不只区别于剧中其他歌妓的形象，且以鲜明的个性区别于古典戏剧中其他女性典型形象。

《桃花扇》不同于其它以爱情为题材的戏剧，它没有去表现香君与侯方域之间相互追求的过程，这符合实际生活。因为对于香君来说，根本不存在爱的权利，只要一个腰缠万贯的男子就可以买下她。使她感到幸运的是，为她“梳拢”的是号称复社“四公子”之一的翩翩少年侯方域。

出于对东林党人的敬慕，她对具有风采的侯方域一往情深。香君不是追求珠光宝气的庸俗女流，她尊重复社人士，厌恶奸佞之徒。当她得知她的妆奁是阮大铖为她操办并以此来拉拢侯方域的时候，她当即告诫侯方域：“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贵，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我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

说罢，香君毅然拔掉簪子，脱去裙衫，当着杨龙友的面，扔在地上，第一次显示出她崇高的节操。

李香君的品格，在《拒媒》、《守楼》这两出戏中更集中地得到表现。自从侯方域被迫害出走南京后，她便“洗粉黛，抛扇裙，罢笛管，歇喉唇。”立志守节，等待重逢。

不料，昔日给侯方域做过媒人的杨龙友，竟又要把香君聘给马士英的同伙田仰。在他们看来，三百两银子买一个妓女，对于她来说已是很体面了。然而，香君却断然拒绝了这无耻的收买。她表示：侯方域写给她的“定情诗红丝拴紧，抵过他万两雪花银。”“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

香君的态度让马士英十分恼恨，竟派出恶仆硬抢她送给田仰。杨龙友充当帮凶，对香君说：“那侯郎避祸逃走，不知去向，设若三年不归，你只顾等他么？”

香君道：“便等他三年，便等他十年，便等他一百年，只不嫁田仰。”

当杨龙友强拉她下楼时，她以头撞地，“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香君既敢追求人格的独立和爱情的自由，又敢于蔑视政治上的邪恶，这使得她的形象在古典戏剧中大放异彩。

敢于向马、阮这些压迫者展开当面的斗争，是香君性格的又一特征。《骂筵》这出戏，使她的反抗精神得到光辉的展现。

阮大铖为取悦朱由崧而搜罗秦淮名妓与清客进宫排演他的《燕子笺》，香君亦在其中。李香君看到马、阮一伙凑在一起，正是痛骂他们的机会。当阮大铖误认她是李贞丽，让她斟酒唱曲时，她坚决不从，并且巧妙地控诉他们“拆散夫妻”、“割开母子”的罪行，痛骂他们倒行逆施的行径。

马、阮恼羞成怒，大叫“该打该打”。香君毫无畏惧，置生死于不顾，直接表白自己的立场：“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

阮大铖下令将她丢在风雪中，她斗志昂扬地唱道：“冰肌雪肠原自同，铁心石腹何愁冻？奴家已拼一死，吐不尽鹃血满胸！”

虽然马、阮身居高位，衣冠楚楚，气焰嚣张，“杀人如同虱虮”，但香君正义在手，以压倒的气势使他们处于被审判的窘境，大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气势。她在所谓的“庙堂”之上，当着“堂堂列公”的面痛斥他们，表彰了她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也反映出了作者孔尚任的民主倾向。

侯方域

剧中侯方域的形象，较之香君，不够鲜明和生动。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具有正义感、忠于爱情、正直而又软弱的明末知识分子的形象。

侯方域不是具有强烈斗争精神的人，在复社人士与阮大铖的斗争中，他往往采取一种调和的态度，总以某种善良的愿望来推测阮大铖这样的奸佞之徒。

在《妆奁》这出戏中，当杨龙友告诉他阮给香君妆奁，不过是交纳他的意思时，他竟然说：“原来如此，俺看圆海，情辞迫切，亦觉可怜。就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定生、次尾皆我至交，明日相见，即为分解。”如不是香君的劝谏和果断地“却奁”，他便可能有政治上的失足。

在《闹榭》这出戏中，陈定生、吴次尾对阮大铖要采取果断行动时，吴次尾说：“待我走去采掉他胡子。”侯方域则加以劝止：“罢罢，他既回避，我们也不必为已甚之行。”但，阮大铖对他并不宽容，东山再起时便把诬陷之词首先加在他的头上，并想置之于死地。至此，侯方域仍有浓浓的书卷气，说：“我与阮圆海素无深仇，为何下这毒手？”

在反对拥立朱由崧的问题上，侯方域态度鲜明，他主张拥戴贤者，“不必拘定伦次”，提出“中兴定霸如光武，要访取出群英杰。”

然而，这也不过是侯方域向史可法说一说而已，并没有什么行动。这体现了明末某些具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侯方域作为一个贵公子爱上一位秦淮歌妓，不是把她当作玩物，而是尊重她的品格情操，并始终如一钟情于她，对于这一点，作者是肯定的。

在《却奁》这出戏中，香君视阮大铖的礼物如敝屣的行为，使侯方域对她刮目相看，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她的敬重之心，“好、好、好！这等见识，我倒不如，真乃侯生畏友也。”

孔尚任细腻地刻画了侯方域别离香君后对她的思念。他的思念单纯天真，令人觉得可爱。在黄河渡口上，他与李贞丽、苏昆生偶遇，听到李贞丽说香君“碰死在地”时，他禁不住大哭起来，又听到说香君未死时，他破涕为笑，连声叫好，当他从苏昆生手中接过香君捎给他的桃花扇时，边看边哭：“香君，香君，叫小生怎生报你也。”

经过战乱烽火，侯方域重返南京，急匆匆来到秦淮河沿的媚香楼去寻找香君时，他在院门之外“只见黄莺乱啭，人踪悄悄，芳草芊芊”，他推想“应有娇羞人面，映著他桃花红妍”，他“蹑踪儿回廊一遍，直步到小楼前”，自言自语道：“想是香君春眠未起，俺且不要唤她，慢慢的上了妆楼，悄立帐边，等她自己醒来，转睛一看，认得出是小生，不知如何惊喜哩。”

然而，他的希望化为泡影，面对人去楼空的冷酷现实，他又禁不住双泪长流。

按照传统的爱情戏剧的大团圆结局，侯、李重逢之日，必是团圆之时。然而，作者打破了老套，当侯方域向香君表白要“夫妻还乡”时，张天师教训道：“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这番教训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道路，使他们断然分别入道。

作者这样处理，高度概括了明末清初保持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消极反抗清朝统治的生活道路，表露出他对明王朝灭亡的深深叹息。处于清初民族高压政策之下的孔尚任，敢于歌颂抛弃个人幸福而归隐山门的知识分子，是他民族情绪的表现。

柳敬亭

柳敬亭是明末著名的说书艺人，是剧中仅次于香君、侯方域的重要角色。作者十分赞赏他的豪爽、诙谐、见义勇为的性格和坚决与马、阮作斗争的行为。

他奔走于南京和武昌之间，先是为侯方域下书左良玉，阻止左部所谓东下就食南京的分裂行动，后又为左良玉到南京传送声讨马、阮的檄文，以致被捕入狱。

第十一出《投辕》中，当柳敬亭把侯方域代侯恂草拟的书信交给左良玉之后，左良玉为自己预谋的行动作辩解时，柳敬亭摔碎茶杯。左良玉骂他无礼，他说：“晚生怎敢无礼，一时说得高兴，顺手摔去了。”左良玉说：“难道你的心，做不得主么？”柳敬亭说：“心若做的主呵，也不教手下乱动了。”

左良玉大笑：“句句讥诮俺的错处，好个舌辩之士。”于是听从了柳敬亭的劝谏，改变了原来的军事行动计划。

第三十一出《草檄》中，柳敬亭拜别左良玉到南京下檄文，饮罢左良玉的送别酒，蒋地唱道：“擎杯酒，拭泪痕，荆卿短歌声自吞。夜半携手叮咛，满座各消魂。何日归，无处问，夜月低，春风禁。”这位爱国人士地慷慨悲歌，至今听来仍给人以强烈的感染。

史可法

从第十四出《阻奸》中至第三十八出《沉江》所提供的史可法全部戏份来看，史可法虽也充满忠君的情绪，但与愚忠的黄得功是不同的。开始，他反对拥立朱由崧，拒绝接见前来游说的阮大铖。后来迫于拥戴之局已定，他只好采取妥协态度参加内阁，而马士英却把他排斥在朝廷之外，让他到扬州督师。对此他并不在意。

史可法为什么再三委曲求全？

他是个“十年不曾一日安枕”的正派官僚，他抱有“恢复北朝”、“恢复中原”的宏图大志，为此，他迫切要求有一位“龙子龙孙”来继承崇祯的帝位，作为明朝的标志。

当然，史可法的大志包含着两方面，即剿灭“流贼”和驱逐清兵。但在小朝廷的指挥下，他的大志根本无法实现。

朝政昏黑和“四镇”内争，使他忧心忡忡、无限感叹，他意识到“局已变，势难支”，不禁发问：“三百年事，是何人掀翻到此？”他看不到人民的力量，觉得势孤力单，悲叹：“只手儿怎擎青天？”

国家到如此地步，史可法并不退缩，坚守扬州，英勇抗敌，直到城破，仍以“明朝三百年社稷，只靠俺一身撑持”的忠心，急急奔赴南京“保驾”，待看到“圣上也走了”，“看江山换主，无可留恋”，跳江自尽。

史可法的爱国精神和他忠于明王朝、忠于君主的情绪紧密联系，但他敢于抗击民族压迫、不苟且偷安的品德，为后人所景仰。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每一历史时期，爱国主义都有不尽相同的具体内容，但也有共同点。凡是表现反抗民族压迫或反对民族分裂，歌颂保卫祖国疆土而抗击民族压迫者的蹂躏的正义斗争的作品；凡是揭露腐朽的统治害民卖国、残害进步的罪行，歌颂为实行进步的政治理想、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的仁人志士的作品，都应予以爱国主义的评价。

在第四十出《余韵》中，苏昆山的《西江月》写道：“放目苍崖万丈，拂头红树千枝；云深猛虎出无时，也避人间弓矢。建业城啼夜鬼，维扬井贮秋尸；樵夫剩得命如丝，满肚南朝野史。”

清朝统治者屠杀扬州人民所造成得苦难 ，多么深刻地烙印在剧中人和作者的心上！

另外，老礼赞唱的《问苍天》更鲜明、更直接地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天命的怀疑：“草笠底，有一人，掀须长叹：贫者贫，富者富，造命奚为？我与尔，较生辰，同月同日；囊无钱，灶断火，不啻乞儿。称玉斝，坐琼筵，尔餐我看；谁为灵，谁为蠢，贵贱失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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