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精神代代传片片丹心向阳开（七一视角红岩出版60周年）

小说《红岩》（图片来源：中国青年出版总社）

2021年12月20日，纪念小说《红岩》出版60周年座谈会在红岩干部学院举行。几天前，“弘扬红岩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红岩精神理论座谈会暨《红岩》出版60周年纪念活动也在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举行。

60年前，小说《红岩》正式出版，60年来，该小说已印刷177次，发行量高达1170多万册，在同类红色经典小说中遥遥领先，对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很多干部群众对红岩精神的学习理解，源于这本主要人物有原型、主要事件有史实的《红岩》，这是文学范畴上的红岩。

1961年长篇小说《红岩》出版，小说的作者就是歌乐山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11·27大屠杀”中的幸存者罗广斌、杨益言，他们在报告文学和回忆录的基础上，于1961年完成该长篇小说。

小说以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全国胜利在即，山城重庆处于“黎明前的白色恐怖”为背景，以解放战争时期“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牺牲的烈士群体生前狱中斗争为主线，讲述了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里，身陷囹圄的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志士与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的故事，以惊心动魄的斗争画面和崇高的革命精神震撼了读者的心灵，获得广泛好评，被称为具有共产主义精神和革命气节的教科书。

《红岩》发生式：《挺进报》事件与川东党组织遭大破坏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小说《红岩》故事发生的时代。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查封了设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报社，3月，以吴玉章为书记的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的全体人员被迫撤回延安，重庆的国民党出动军、警、宪、特进行全市性的、大规模的逮捕，重庆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大型政治机关报，曾被毛泽东同志赞誉为“一个方面军”、“抗战号角”、“人民喉舌”。由于《新华日报》的撤离，重庆消息闭塞，谣言充斥，白色恐怖加剧，许多人感到苦闷焦虑，甚至悲观失望。地下党的同志和进步群众渴望了解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挺进报》应运而生。

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突然被迫撤走后，《彷徨》失去了领导，但几个同志决定继续按“灰皮红心”的方针办下去，隐蔽下来，以待时机，同时积极寻找党的关系。

1947年4月，他们无意中收到一卷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编的《新华通讯稿》，上面报道了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他们极为兴奋，如获至宝，就把《新华通讯稿》摘编刻印成油印小报，在熟悉可靠的同志中传阅。

此后，每收到《新华通讯稿》，他们都如此刻印传阅。这份没有取名的油印小报，在地下党和进步群众中不胫而走，深受欢迎，引起了重庆市委的重视。

1947年7月，重庆市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彭咏梧（《红岩》彭松涛原型）与《彷徨》编辑刘熔铸接上了关系。市委根据当时的需要，决定以这份“无名小报”为基础，出版市委的地下机关报，由蒋一苇、刘熔铸、陈然（《红岩》成岗原型）、吴子见分别负责地下机关报的出版工作。

经他们商议，将这张小报定名为《挺进报》（挺进二字，来自解放军转守为攻、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启发），先后由彭咏梧、李维嘉领导《挺进报》的工作，办报地点就设在位于南岸野猫溪中国粮食公司机修厂内，那里是陈然的家。

1948年2月，川东临委在贯彻上级“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对敌攻心和发展农村两面政权”等指示时，忽视了隐蔽斗争原则，地下党负责人认为《挺进报》是一把尖刀，应该利用《挺进报》对敌人展开“攻心”战，于是决定改变《挺进报》发行方针，将《挺进报》直接寄给敌人，特别是向国民党军、警、宪、特头目寄送，进行“政策攻心”，瓦解敌人。

1948年春，《挺进报》被堂而皇之投送到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朱绍良收到《挺进报》大发雷霆、暴跳如雷，命令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限期破获地下党的《挺进报》。

这一棘手的“案子”让徐远举颇为头疼。他在解放后被关押于战犯管理所里写下的近十万字的《血手染红岩》交代材料中对破坏《挺进报》这样交代：“限期破案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压力。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我感到有些恐慌，也有些焦躁不安。当时特务机关的情报虽多如牛毛，但并无确实可靠的资料。乱抓一些人又解决不了问题，捏造栽赃又怕暴露出来更大麻烦。我对限期破案不知从何下手，既感到愤恨恼怒，又感到束手无策，但在无形战线上就此败下阵来，又不甘心。”

徐远举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堡垒从内部攻破”的策略，制定了“红旗特务计划”，就是让经过培训的一些特务，采取跟踪、盯梢，伪装成进步的学生、工人、失业人员，派遣他们到社会各单位、团体和群体中，通过自己的“进步”语言、行为接近其他人，搜寻蛛丝马迹。

《挺进报》是重庆市委机关报，是秘密刊物，主要在党员和外围积极分子中传看。然而，一些党员干部阅读《挺进报》时，却无视保密要求，随意扩散。地下党员陈柏林（小说《红岩》地下交通联络站——沙坪书店老板陈松林原型）把《挺进报》给社会人员传看，还被伪装成进步学生的“红旗特务”曾纪纲所迷惑。曾纪纲很善于伪装进步，他跟陈柏林彻夜交谈，谈苦闷、谈人生、谈志向，骗取了陈柏林的信任。

经过一段时间的盯梢，陈柏林的上级、工运干部任达哉（《红岩》甫志高第一原型）暴露了。陈柏林、任达哉两人很快被特务抓捕。

陈柏林虽然因经验不足被特务假象所麻痹，但被捕后，在敌人酷刑面前表现得十分坚强。任达哉被捕后很快叛变，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由此引发整个地下党组织遭到一连串大破坏。

由于任达哉的出卖，特务逮捕了在磁器口茶馆与任达哉接头的上级、重庆市工委委员许建业（《红岩》许云峰原型）。许建业早已准备为党的事业献身，被捕之后，遭受酷刑，坚贞不屈，特务连他的姓名、职业也没有搞到。

但是，被捕的许建业非常焦虑，他后悔自己的麻痹：将18份党员自传等党的机密资料放在志城公司宿舍床下的皮箱里。因担心这些机密材料落入敌手，一心想着怎么把消息送出去。

被捕当晚，许建业焦急地做监狱看守陈远德的工作，急中出错，轻信陈远德同情革命的假话。许建业给电力公司会计、志诚公司经理、共产党员刘德惠写了一封信，叮嘱他把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销毁。许建业让陈远德担任送信人，“答应给他4000万法币，以后有功革命，还可以得奖”。

不料陈远德转身向上级告密，把信交到了徐远举手里，特务很快查获18份党员自传，刘德惠、余祖胜、陈丹墀、蔡梦慰等党员被捕。

当许建业看到刘德惠等同志因他之故被捕入监后，痛不欲生，在狱中三次碰壁，撞得头破血流自杀未遂。1948年7月21日，许建业在大坪刑场被公开杀害。罗广斌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对许建业评价道“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贯长虹”。

许建业莽撞的举动暴露了党在志诚公司的据点，特务守在志诚公司，中共川东临委第三号负责人、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于是落入了圈套，由此引发了敌人的一系列破坏行动。

1948年4月6日，对许建业被捕一无所知的刘国定，带着下级去志诚公司找许建业，一进许建业的办公室立即被扣押。刘国定为了自保，隐瞒了市工委书记的身份，于是刘国定自称是刚入党两个月的候补党员，并有保留地交代了邓兴丰和李忠良的地址。

4月8日，邓新丰、李忠良两人被特务抓捕，李忠良叛变，供出了邓兴丰，特务又通过邓兴丰顺藤摸瓜秘密抓捕了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冉益智的关系人余永安，采取即抓即放的手段，对冉益智张网以待。

4月16日，特务们在北碚街上逮捕冉益智。冉益智被捕后立即叛变，不仅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还出卖了刘国鋕（《红岩》刘思扬原型）等大批党员，并指认已经被捕的刘国定是重庆市工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工委委员。4月17日，徐远举再次审讯刘国定，刘国定彻底叛变。

冉益智、刘国定相继沦为叛徒后，在特务面前争宠邀功，竞相出卖他们所知道的川东临委领导成员、重庆市工委、上下川东地工委、川康特委，以及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机关和主要干部，甚至亲自带领特务到万县（现重庆市万州区）、广安、上海、成都等地破坏地下党组织，抓捕地下党员，使江竹筠、陈然、罗广斌、成善谋、刘国誌、李文祥等上百人相继遭到逮捕。

例如，4月22日，负责《挺进报》的陈然被捕，《挺进报》机关遭遇破坏。再如，6月11日，冉益智带着特务在万县抓到了川东临委副书记、党的七大代表涂孝文。涂孝文很快叛变，叛变后供出了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负责川东临委和下川东联络的江竹筠（《红岩》江姐原型）及下川东地下党员黄绍辉、李青林等20余名共产党员。

大破坏从1948年4月一直延续到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据统计，在这一事件中，先后被捕的党员干部共133人，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宁沪8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40人；除宁沪8人外的125人中，53人被杀害，35人下落不明（大部分牺牲），获释、脱险的有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有4人，叛变投敌的有8人。

这就是著名的《挺进报》事件，这才有了被捕革命志士的狱中斗争和“11·27”大屠杀。

《挺进报》（图片来源：微纪录片《见证初心和使命的十一书》）

《红岩》创作式：烈士用鲜血和生命写就

川东党组织遭遇大破坏，打乱了川东临委的工作计划。1948年8月10日至9月20日，川东临委被迫举行华蓥山起义，遭到失败。组织被破坏和起义失败两个事件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川东党组织元气大伤。被捕的革命志士大多被关押在歌乐山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监狱，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革命志士坚持狱中斗争。

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撤退前的大屠杀。

1949年11月27日，枪声、口号声久久回荡在歌乐山山林间。国民党反动派在歌乐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惨案，200多位革命志士恨饮枪弹，倒在了黎明之前。

“11·27”大屠杀之夜，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等人成功脱险。1949年12月25日，罗广斌将撰写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上报中共重庆市委。报告的第七部分便是《狱中意见》，一共有八条，即著名的“狱中八条”。

1950年，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合写了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1957年，完成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8至1961年，罗广斌、杨益言在回忆录的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其字数曾由300万字缩减到最后定稿的41万字，书名也不断更改。

1961年12月，这部小说经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正式出版，命名《红岩》。《红岩》一经面世以后，立即引起轰动，风靡全国，脍炙人口。此书从1961年出版至今再版51次，印刷177次，发行量高达1170多万册，同时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被中宣部、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团中央命名为百部爱国主义教科书。江姐、小萝卜头等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

文学上的《红岩》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最早关于红岩精神的提法也正是源于《红岩》小说，很多人对红岩精神的理解，是从小说《红岩》、歌剧《江姐》、电影《烈火中永生》等文艺作品开始的。以至于一段时间直至现今，很多人在认识上将红岩精神与小说《红岩》等同看待。

固然，红岩精神和《红岩》小说不能画等号，红岩精神的培育、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红岩》中最令人崇拜的英雄、最扣人心弦的情节、最感人至深的场景，都有现实依据和人物原型，它教育影响了一代代共产党人，激励了无数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热情，也为弘扬红岩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奠定基础。

小说中所刻画的主人公歌乐英烈群体，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惧敌人严刑拷打和死亡威胁，坚贞不屈、临难不苟，坚持狱中斗争，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用热血和生命进一步锻造和凝结成红岩精神。

小说《红岩》定稿时，罗广斌对杨益言说：“老杨，这本书的真正作者其实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12年前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江竹筠、许晓轩、陈然、刘国鋕……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写成了这本书。”

红岩精神是一座精神丰碑，而小说《红岩》就是这座丰碑上闪耀的诗篇，它无愧党史上的丰碑、共产主义的教科书！

本文系2021年度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青年项目、川渝党校（行政院校）系统2021年党史研究专项重点项目研究成果，作者为项目主持人。

作者简介：王超，现任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党校讲师，是重庆市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成员、七一智库专家库成员、重庆市青年讲师团成员、红岩干部学院兼职教师、沙坪坝区社科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的建设、毛泽东诗词和红岩精神等领域研究。

来源：七一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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