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和环境起什么作用（是遗传还是环境）

在美剧《黑罩》中，女主贝蒂被告知自己拥有连环杀手基因

当基因生物学家们用基因的变异成功地解释了一系列遗传性疾病的成因后，他们开始尝试用基因来解释动物和人类的行为，相比起植物来说，动物最为特殊之处在于，动物具有更复杂的行为模式，对于社会性动物来说，还涉及社会行为模式。

比如，是否存在天生的反社会罪犯，或者天生杀手？

如果研究其他人类行为与遗传的关系，容易招来社会大众的反感和怀疑，那么研究暴力犯罪和连环杀手的行为，有多少是因为遗传的影响，就不那么忌讳了，毕竟没人想遇到连环杀手，如果能够未雨绸缪，在连环杀手成为连环杀手前，制止他们，显然符合大多数人的基本安全需求。

那么是否真的存在天生杀手呢？即从遗传上而言，这些人天生就是精神变态，与常见的身体缺陷不同，天生杀手的异常之处体现在他们的社会行为上。注意，天生杀人狂，与普通杀人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无端地屠戮陌生人。对精神正常的人来说，这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情，毕竟没有回报地杀人，很难被认为是正常，这和利益纠纷引发的凶杀完全不同。

XYY染色体组合，曾被称为超雄性，被认为更容易犯下暴力罪行

但最初将遗传和暴力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失败了，比如有些科学家曾一度认为拥有XYY这种特殊染色体组合的男性更容易成为暴力罪犯，毕竟从逻辑上看，大多数暴力犯罪者是男性，而男性和女性不就差一个Y染色体吗？如果一个Y染色体就让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成为暴力犯罪者，那么两个Y染色体，难道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吗？这让XYY男性，一度被称为"超雄性"或者” 超级男性“，但这样简单的推理模式，在生物学领域常常是行不通的。

经过更多科学家的详细研究，现在科学界不再认为XYY男性会比XY男性更加暴力，也不比XY男性更加男性！对XYY男性的详细研究显示，XYY男性容易发生严重痤疮，此外大多并无其它异常，这导致很多男性永远不知道自己是XYY男性。通常在成年后，XYY男性比他们的XY兄弟或XY父亲要更高或/和更瘦一些。一项针对身高明显超出平均水平的男性的抽样调查显示，在高个子男性中的比例大约1:325，即每325个高个子男人，其中就有一人是XYY。实际上，XYY男性的睾丸激素（男性激素）的血液水平并未显著升高，这让XYY男性更暴力的假设，立刻丧失了大部分生物学基础。

不过，XYY暴力假说虽然被推翻了，不代表暴力与基因之间就完全没有了关系。

要想破译暴力和基因之间的关系，还得先从大脑结构的研究开始，毕竟我们的行为受到大脑的控制，如果大脑出了什么问题，那么我们的行为自然也就不可能继续正常下去。而如果这些行为恰好涉及我们的社会行为，涉及到我们对暴力的控制能力，那么我们就可能成为暴力犯罪者，甚至是严重暴力犯罪者。

前额叶皮质和杏仁核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精神分裂症和精神病神经科学肯特·基尔（Kent Kiehl）与多所监狱机构合作，开始收集严重暴力罪犯的大脑成像图，最终他一共收集了4000多名严重暴力犯罪者的大脑成像图库，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法医暴力神经学数据库。他发现，这些罪犯大脑的结构与正常人相比，具有一些显著的不同之处，比如大脑的前额叶，颞叶，杏仁核，海马，岛状体和扣带回等。经过他和其它合作者的多年研究后，这些神经科学家指出，右前额叶缺陷与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

对这些罪犯大脑进行的详细研究，让神经科学家开始洞察人类大脑的一些秘密。比如一个人要是右前额叶中的神经元减少，特别是眶额叶和前扣带回皮质，就会导致情绪加工和决策能力下降。但如果是左前额叶中的神经元减少，就没有明显不良后果。如果一个人的颞叶出现问题，那该人就容易表现出反社会行为，例如缺乏道德判断力和社会服从性，按中国话说，就是天生反骨。另外，杏仁核与侵略性以及恐惧情绪相关，严重暴力犯罪者的杏仁核通常也比较小，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更热衷使用暴力解决问题，并且不容易产生恐惧情绪。就像电锯杀人狂本人并不害怕，害怕的是他的受害者。

《德州电锯杀人狂》，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另外，对具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的研究也提供了旁证，这些患者的大脑在这些区域与纯粹的暴力犯罪者之间具有一些相似的结构特征或者说缺陷。总之，肯特·基尔认为犯下严重暴力行为的罪犯们拥有与常人不同的大脑，而任何仔细检查过他研究的神经科学家都会认同他的结论。

当科学界在这一点得到共识后，关于基因与暴力之间关系的问题就马上浮出水面，毕竟人类大脑也是由相关的基因控制着构造出来的，没有这些基因，我们就不会长出一个人脑子来，而是别的什么脑子。那么严重暴力犯罪者的大脑的结构异常，究竟是环境因素引起的还是有遗传因素的参与，就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MAOA基因缺陷

围绕这个问题，遗传学家们开展了许多研究，他们一共找到大约12种基因，与严重暴力行为之间具有相关性。这其中最出名的一个基因是MAOA（单胺氧化酶A），大脑神经元之间通过一些特别的化学物质进行信息交流，就像街头上那些散发的小广告，让你知道可以到哪里吃饭、买房等等，大多数人接过这些小广告，扫上一眼然后迅速把它们丢弃，每天城市中的清洁工都要及时清除那些四处散发的小广告，免得整个城市被它们淹没。而单胺氧化酶A干的工作与这些清洁工相似，只不过它们负责清除的是神经元彼此之间为了相互交流而释放出来的化学物质，如果不能及时清除，也会让脑子里充满过多的化学物质，这就可能让人脑子发热，犯下大错。在媒体上这个基因常被称为暴力基因或者战士基因，毕竟暴力究竟是犯罪行为还是正常行为，取决于它发生在哪里，不是吗？

自从提出MAOA基因与严重暴力犯罪有关后，这一假说就不断被新的研究充实，比如2014年，瑞典卡罗林斯卡研究所的科学家对芬兰的连环杀手进行测试，发现单胺氧化酶A的低活性基因版本与极端暴力行为（罪犯至少犯下10起凶杀，杀人未遂或殴打）的关系比普通犯罪要强得多，即在极端暴力行为者中拥有低活性MAOA基因的比例比普通罪犯高得多。

这样的研究让一些专家认为，在发达国家，大多数暴力犯罪是由一小批天生的反社会罪犯所实施的，这种现象可以用相关的基因组合解释。而非暴力犯罪或暴力程度较低的犯罪，更有可能是由社会因素引起的而与基因关系不大。这样的结论，大概是最不容易触犯大众心理禁忌，毕竟虽然老祖先说过”勿以恶小而为之“，但犯下小恶的人实在太多，而且每个人似乎都有充分的理由给自己犯下的小恶进行自我辩护。

但在本文结束前，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例外，这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生物学中最深奥的问题：基因与环境如何决定了个体的身体和行为。

神经科学家吉姆·法伦和他的母亲

一名同样研究暴力犯罪与大脑关系的神经科学家吉姆·法伦(Jim Fallon)扫描了自己的大脑，然后他发现自己的大脑似乎与连环杀手的大脑非常相似，这个发现让他自己感到非常震惊。与科学史上那些传奇故事不同的是，他扫描自己的大脑，并非出于偶然。当他88岁的妈妈知道自己儿子在研究暴力犯罪时，母亲提醒他去了解下自己的家族史。然后，他就发现了一系列的家族暴力史，1667年，托马斯·康奈尔因为谋杀妻子被绞死，而这位正是詹姆斯·法伦的直系曾祖父中的一员。在家族世系中，吉姆追查到七位谋杀犯，其中一位女性被判无罪，她用一把斧头砍死了自己的父亲和继母，但律师说她可能被父亲性虐待，这博得了大众的同情。

血腥的家族史吓到了吉姆，因此他决定好好调查一下自己乃至相关亲属是不是拥有暴力犯罪的大脑和基因。他说服了十个亲属来接受PET大脑扫描，并提供血液样本进行基因检测。最终结果显示，他的母亲正常，他的兄弟姐妹们正常，他的孩子们也正常，但惟独他不正常。不仅大脑不正常，他的基因也不正常，他拥有那个不正常的MAOA基因。

突然间，一个研究暴力犯罪的神经科学家发现自己拥有严重暴力犯罪者的大脑结构和糟糕基因，但他并没有发现自己拥有暴力属性！

当吉姆最终将这些信息曝光给媒体后，有记者采访他的妻子戴安娜，问她是否担心自己的丈夫，戴安娜说不担心：”因为我在12岁时就认识他，我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时候，我们或许需要再次回顾心理学家们的一些古老观点，即便你拥有了一切不利的因素，但童年是如何度过的，可能依然非常重要，至少吉姆的童年过得很幸福，从未受到过虐待。这意味着要成为一个连环杀手可能需要三个因素同时具备：

1、异常基因

2、不正常的大脑结构

3、童年的经历

但是，也有可能还有一些我们未知的基因在起作用，是它们拯救了吉姆。

关于人类复杂社会行为与基因的研究不会停止，虽然许多研究伦理学的人对此有所不安。但人类对自己的好奇不会停止，只是我们需要正确地使用我们掌握的技术，并对数据进行正确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