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广州缴获最大的毒品(以史为鉴远离毒品)

18世纪初期,一艘英国商船正徘徊于印度洋之上,绞尽脑汁遍寻货物,试图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

自英国与清朝开展贸易以来,中英双方每年都有数百万两银子的贸易逆差,来自东方的茶叶,瓷器源源不断的输入欧洲,相比之下,欧洲的货物却在中国市场上根本卖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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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每一艘驶往中国的英国商船,都被迫要承担一半路程的“空载”,其利润空间大打折扣。

这些年来,外国商船曾经试图向中国贩卖过无数东西:产自美洲的土豆番薯、产自雨林地带的草莓、产自印度的各种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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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每运来一样农业商品,都会在几十年之内,迅速在中国本土化,甚至卖的比进口来的还便宜,这让所有外国商船苦不堪言。

市场是要讲供需关系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实在是太稳定了,凭借着广袤的领土、丰富的物产,再加上“男耕女织”的生活习俗,其实完全可以在国内构建一套自循环,几乎没有任何物品需要依赖外界,堪称固若金汤。

如今的商业市场上有这样一句话,“没有需求那就创造需求”。

在经过一番冥思苦想之后,这位英国船长选中了一种产自中东地区的黑色药膏,那便是日后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冲击的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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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鸦片史:万历沉迷,雍正禁止

“鸦片”是由罂粟提取物制成的黑色药膏,早在石器时代,便在欧洲被人们当做镇痛剂,进行大规模种植。

其进入中国的时间也不短,汉朝张骞出使西域时,便将类似物质带回了长安,唐代也有鸦片从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在当时被称之为“阿芙蓉”。

不过,虽然由来已久,但是这种药膏在当时也只是被当做药材使用,几乎没有对社会造成什么冲击,更未有人以吸食此物为乐。

中国历史上第1个疑似有毒瘾的人,大概是明朝的万历皇帝。

根据《大明会典》记载,万历年间曾经有暹罗、爪哇使团访问,上贡“乌香”(罂粟提取物)三百斤,据称万历皇帝对此物大为满意,经常在宫中服食,并为其起名“福寿膏”,后来朝贡的用完了,他还要派太监出宫寻找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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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明定陵发掘之后,的确在万历的遗骨中发现大量吗啡成分,由此也可以证明,这位30年不上朝的皇帝的确有着深深的毒瘾。

万幸的是万历皇帝的个人毒瘾,并没有将鸦片传入全国,其之后的历代皇帝都将万历视为典型的“反面教材”,自然不肯效仿其抽食鸦片。

甚至崇祯还在国内却颁布过禁烟条令,理由是当时荷兰商人传入中国的烟斗烟叶,经常有人混食鸦片,一起服用。

明朝灭亡以后,清朝统治者对于鸦片的态度也大致相同,那便是普遍“鄙视”。

此次鸦片再度传入中国仅仅几年,雍正皇帝就敏锐的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公元1729年时,随着雍正皇帝颁布《兴贩鸦片及开设烟馆之条例》,《申禁售卖鸦片及开设烟寮上谕》,清王朝成为了世界第一个开始立法禁毒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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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观的条件上来看,雍正的这一举动并不是为了打击毒品,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贸易顺差,鸦片这种东西由于走私盛行,收不上来多少税,卖的还又都是天价,这就导致原本每年入账几百万的银子,凭空夭折了一小半,这才是雍正所不能接受的。

从另外一方面考虑,鸦片的盛行对于管理也颇为不便,清朝官员黄喻普曾经记录过人吸食鸦片后的丑态:眼神无光,情绪激动,半人半鬼。

黄喻普甚至还直言:“除了杀掉吸食鸦片者,否则无法令其戒除恶习。”

正是从财政和管理两方面来考虑清雍正才下定决心,扫除所有走私贩卖鸦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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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鸦片战争失败,彻底溃坝

然而,鸦片的暴利,此时早已在英国商船之间流传开来。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段经典名言:“当利润达到10%时,便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时,他们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300%时,甚至连上绞刑架都豪不畏惧。”

凭借着英国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的殖民地体系,一箱鸦片的成本不过几十两银子,但是来到中国,一箱鸦片就可以卖到630多两白银,如果愿意再往偏远非沿海地区走私,价格还能更高。

一夜之间,整个伦敦的商人全都疯狂了,这样高昂的利润足以抹平世界上一切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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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数百艘商船开始频繁往来于印度洋与中国,清朝官方不让,他们就贿赂海关,雇佣走私者。

雍正去世以后,清朝历代皇帝都严守祖训,禁止鸦片。但势不可挡的是,鸦片还是在中国日益盛行起来。

等到19世纪初,鸦片已然在中国登堂入室,成为了许多达官贵人们的爱好。

到了这一步,清政府所面临的已经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英国人了,当时的美国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输入鸦片,俄国人则从中亚向中国西北输入鸦片。

全世界的列强此刻都摸住了清政府的软肋,势要将这个“老大帝国”掏空。

从最开始数百箱,再到后来数万箱,到鸦片战争以前,清朝每年都要外流白银上千万两,已经抵消朝廷出口货物的利润,直到这时,鸦片已经成为了不得不遏制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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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林则徐入京面见道光皇帝,直言痛诉鸦片的危害:第一是使得财政亏空,第二是使得贪污横行,第三则是使得军队虚弱,第四则是危机到亡国灭种。

最终在其痛陈利弊下,道光皇帝被打动,“虎门销烟”开始了。林则徐的整场虎门销烟共历时23天,销毁鸦片一万九千余箱,折合约230万斤,对于鸦片商人和走私者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可是,这场行动胜利没持续多久,第1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清政府以惨败告终,最终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国门,接纳鸦片。

时隔110年,早在雍正时期便被全部关闭的大烟馆,再度在华夏大地上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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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遍布全国的大烟馆,丑态横行

《南京条约》的签订最重大的影响便是使得鸦片大量涌入中国,其价格一路下降。

原本鸦片售价昂贵,只有王公贵族,富商大贾才享用得起,现如今,随着鸦片的全面放开,就连普通的贩夫走卒也吸得起鸦片。

此时此刻,人人都已经陷入疯狂,趋之若鹜。在当时腐败横行,人民负担严重的情况之下,不少底层人也想要通过鸦片来体验一下所谓的“富贵口味儿”。

一时之间,烟民众多,当时的中国各大城市几乎都开办了几十上百家大烟馆,客人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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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时期的大烟馆有两个特色:第一是时效性,每到了中午或傍晚,客人都会纷沓而至,而其余时间则很少会有客人来到,有时店内甚至空无一人,吸食鸦片对于客人们而言,就如同吃饭一般。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现象,主要源自于鸦片在当时已经融入了主流生活,有不少人会以鸦片来招待客人,短短几盏鸦片抽下来,其效果不亚于酒桌上推杯换盏喝个半熏。

而至于底层客人更是将鸦片视为“一日三餐”,寻常时间里,他们还需要去出去做工,赚钱养家糊口,一天当中唯一能够休息的时间便是中午吃饭时,和晚上下班。

大烟馆的第二个特点便是名字吉祥又好听,通常情况下,大烟馆的名字是断然不会出现“毒”、“鸦片”、“烟”等字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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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昔日万历皇帝赐名“福寿膏”,大烟馆的老板往往会取一些“兴”“隆”“福”“安”等字,稍有文化的还会结合大烟馆的烟雾缭绕,起一些“绵云阁”“眠云阁”等名字。

当时广州的一家烟馆还十分别出心裁,结合顾客抽食烟枪时所发出的尖啸声,起名为“莺歌馆”,乍一听上去,仿佛戏苑酒楼。

此时的大烟馆早已不是昔日走私零售的流动小摊贩,而已经成长为环境幽静,设施精良,服务周到的大型娱乐场所了。

抽食鸦片的工具并不复杂,烟灯、烟针和烟枪,加上一个点火工具便足以。

但总有大烟馆会在设施上别出心裁,例如加上一个帘子,一来营造封闭场所,使客人更加放开,二来能有效避免穿堂风,不让客人烟雾那么快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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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当时上海最著名烟馆“南诚信”,还会再器具上进行考究,“有红木梨花的炕,云铜黄竹的枪,广州的灯,云南的斗”。

烟管的服务周到,往往令客人神迷颠倒,流连忘返,但想要真正理解清末烟客数量为何如此众多,还必须从社会层面思考。

当时正值中国人口暴涨期间,而城市扩张的速度往往与人口不成正比。

绝大多数的居民居住条件都十分拥挤,房子潮湿、逼仄,压的人喘不过来气,正因如此,宽敞舒适的烟馆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人们逃离现实的绝佳去处。只要花上一点小钱,就能够在温柔乡里沉醉缠绵,这种诱惑对于当时的烟民而言,是无与伦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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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迪迪埃在形容法国乡村酒馆时,曾经用过一个十分传神的句子:“他们(19世纪法国农业工人)在店里喝着葡萄酒、烧酒或一杯利口酒,在此感觉赢得一种尊严。”放在清朝的大烟馆,亦是如此。

在这里人们能够忘却现实的烦恼,悠然自得的用工具撬出烟膏、备好烟枪,再用火苗慢慢的烧上烟泡……整个过程虽然繁琐,但相当自在快活,每一个动作每一秒钟,吸烟者都得到了全身心放松。

一口烟雾入嗓,再和身边的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同好”来一通不着边际的谈天说地,虽然彼此早已沉浸在“云里雾里”,大脑放空,听不清什么,但这样的自在快活却是千金不换的。

然而这样的快乐是短暂的,他们所付出的代价远远不是几枚银元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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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梦厂杂著》中,曾经记录鸦片吸食者的神情:“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唯俯首受死,不能稍微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

只要染上鸦片,人的整个精神状态便会极大削弱,如果毒瘾犯了,又不能及时吸食的话,那么便会痛哭流涕,言语不得,犹如丧尸一般。

吸食鸦片对于人身体的伤害也是巨大的,不单单会对人体的多个器官系统造成不可逆损害,还会伤及神经系统,长此以往,使得吸食者无法集中精神、产生幻觉。

鸦片带来的满足感还会对人体产生误导,通常情况下,只要吸食鸦片,人就会暂时忽略饥饿、寒冷、甚至困意,整个人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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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并不会直接使人变瘦,但很多人因为沉迷鸦片,甚至会将所有收入投入其中,几天几夜不吃一口饭,正因如此,在清末的大烟馆里,打眼望去便是一片瘦骨嶙峋,宛如骷髅一般。

第1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即便鸦片已经极大降价,但长期吸食仍然是一笔极其庞大的开支。古往今来,吸食鸦片导致倾家荡产的例子不在少数,有些人甚至为了能够吸上一口大烟卖儿卖女。

任何事物和黄赌毒沾上了沟,必定会成为社会藏污纳垢之处,清朝的大烟馆也不例外。

大烟馆里最不缺的便是那些穷顿乞讨之人,孰若能够赏其一口大烟,便会肝脑涂地,甚至以命相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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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女子甚至为了能够吸食一口鸦片,主动委身他人,甚至自甘堕落,走上出卖肉体的不归路。

大烟馆从来不是什么理想的休息室,略微正规的商家或许还会安排一些服务员,但一些低劣商家,只管收钱给烟,对客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置若罔闻。

鸦片吸醉以后,人会暂时性丧失意识,因此经常会有扒手出没,甚至会有女客人遭受侵犯,哪怕没有外人,也每年都会有顾客因为昏迷,被尚未消化的食物呛到气管而死,抑或是过量吸食而死。

一些上了年头的大烟馆里,更是一片肮脏污秽:褥子发黄发黑,枕头被口水呕吐物淹没,地面屎尿纵横,处处都是神志不清、目光游离的烟鬼,正宛如那个年代,昏聩无能的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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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这样的日子,足足持续了一百年。

从1840年第1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在此过程当中,清政府、北洋政府、蒋介石政府均提出过禁绝鸦片的号召,但都治标不治本,疏于行动。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鸦片才彻底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鸦片的到来,拉开了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帷幕,鸦片的离开,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启,或许任谁也每曾想到,小小的一盒鸦片居然绊倒了中国人一百年,这是何等惨烈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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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廖良辉. 晚清对外贸易研究[D].湖南大学,2005.

[2]吕秀莲,刘艳秋. 清朝的禁烟政策与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述论[J]. 北方论丛,1998,(02):47-49.

[3]庄国土. 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J].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03):6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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