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坑叔是谁（吕布曹操石敬瑭）
干爹是近年来被迅速污名化的一个词汇，当它和杨卫泽、郑筱萸、李真、苏荣、郭美美等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注定在人们心目中进入了另册。有的人或许会问，中国历史上的认干亲是怎么一回事？古代的干爹们情形究竟如何呢？
在中国古代，有血缘渊源的人们，如父母子女、祖孙、兄弟姐妹、伯叔姑侄等等，构成血亲关系，并为历代政府法令和社会规范所认可，形成宗族集团。而没有血缘联系的人，在彼此的社会交往中比附上述血缘关系而称呼对待，就形成了拟制血亲。
拟制血亲可以分为认同宗、拜干亲、结拜金兰、收养义子、招赘承嗣、奴从主姓、皇家赐姓等多种多样的情形，而其中一直在上下层社会都比较普遍的是拜干亲、收养义子女和结拜金兰。
结拜金兰俗称拜把子，是指异姓男女结拜把兄弟、干姐妹，又因为在结义时候需要互相交换名帖，他们和她们也被称为“换帖兄弟”“手帕交”。结拜古已有之，在明清更加普遍，《三国演义》第一回写刘关张桃园三结义，《金瓶梅》第一回写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实际反映的是当时的情形而并非真正的三国或者宋代，直到民国，政坛大佬之间还结拜金兰，如蒋介石之与冯玉祥、张学良。
拜干亲就是俗称的认干爹干娘，上海方言中叫做“过房”，语源可能是清代的苏州话。拜干亲和收养义子女严格意义上并不完全相同。收养义子女中的义子，在古籍中又称义儿、义男、假子、售子、螟蛉子（本文只考察男性养子），收养人往往是在义子年幼时候就抚养之，并给予其本人的姓，为其取名。义子往往和养父母生活在一起，直到和亲子一样成家立业分居另过。
而拜干亲中的干儿子情形则不同，干爹也把姓氏给他，但仅仅限于在家庭内部使用，在社会上干儿子仍旧使用其本来的姓名，干儿子通常也不会和干爹共同生活，在宗法关系上不算干爹的后人，也不存在传承香火、继承遗产等等问题。不过在具体的实际操作中，两者还是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拜干亲可能最早起源于皇家的尚父制度，即年轻的帝王、君主，明确宣布以辅佐大臣、大太监为尚父、仲父、亚父，自认为是子侄的身份，以父执辈尊重他们，形成类似的家族关系。用这个思路考察，其最早的起源可能始于周武王的尊姜子牙为尚父。此后，还有齐桓公立管仲为仲父、秦王嬴政尊吕不韦为仲父、项羽尊范增为亚父、晋元帝尊王导为仲父、唐德宗尊郭子仪为尚父、唐代宗尊太监李辅国为尚父，唐僖宗称太监田令孜为父等等史事。
但是，君王层面的官方制度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更大可能是基于民间已有的风俗模拟而来，虽然缺少必要的古籍文献佐证，但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历史上养子和认干亲风俗很盛，可能从侧面说明这一习俗在早期有文化人类学样本意义。
从人类学角度来看，认干亲根本的原因是对抗比较高的婴儿死亡率，带有巫术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或会拜子女众多、家庭繁茂的人为干爹干娘，或会拜僧尼等宗教人士为干爹干娘，甚至寄拜在观音大士、文昌帝君、城隍土地名下。在古代民间，认干亲适应了人们的祈福避祸的心理需求，也有利于古代家庭发展和社会交往活动，总体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当认干亲和传统政治和利益驱动产生连接之后，就逐渐产生了异化。当然，首先认干亲和其他一些拟制血亲即使有功利性目的，也有适应古代政治需要，维护扩大王朝政权或家族势力的一面，但由于传统政治本身的特点和人性的缺陷，认干亲也大有趋炎附势和卑劣龌蹉的一面。
《三国演义》中的吕布因为翻覆无常被骂为“三姓家奴”，指的就是他本姓吕，又先后做过丁原和董卓的干儿子，而两个干爹都死于他手，他的认干爹杀干爹的行事导致自己的公信力完全丧失，最后欲改换门庭而不得，惨遭缢杀枭首。
（吕布与董卓）
而杀死吕布的曹操，因为父亲是大太监曹腾的养子，也曾经被敌人骂为“赘阉遗丑，本无懿德”，曹操豁达大度，后来对檄文作者陈琳说了“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骂人何必辱及上辈人，宽恕了陈琳，但后来曹魏被司马氏取代，曹操的出身始终不为高门士大夫阶层所认同。
唐代的宦官认干儿子更是成风，比如玄宗朝著名太监高力士本姓冯，就是高延福的干儿子。随着宦官势力越来越大，认干亲越来越变味，前述的太监李辅国甚至傲慢地称呼唐德宗“大家弟”、“郎君”，直接视之为干儿子，宦官们的干儿子也逐渐不单单限于宦官，甚至出现了节度使级别的高级武将。五代时期，收干儿子的风气更盛，干儿子甚至还会继承皇位——欧阳修《新五代史》特别列出《义儿传》，指出“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比如周世宗柴荣就是郭威的干儿子，除了北方王朝，南唐后主李煜的祖父李昇也是徐温的干儿子。后晋创立者石敬瑭甚至认比自己小十岁的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亲，这也就是后世被人唾弃的“儿皇帝”一词的由来。
（石敬瑭）到了宋代，奸相蔡京是福建仙游人，和名臣蔡襄同姓同乡但是不同宗，在初入官场时为了抬高自己冒认蔡襄为族兄。风水轮流转，他后来当上宰相时，风马牛不相及的开封人蔡薿又认他为族叔，后来又改认他为族叔祖——这实际上是联宗即认本家，理论上不算认干爹，但从蔡薿根据对方地位提高不断自我贬低的角度看，和认干爹本质是差不多的。
明代最出名的干爹非“九千岁”魏忠贤莫属，所谓的“十孩儿”、“四十孙”固然是如假包换的干儿子干孙子，而所谓“五虎”、“五彪”、“十狗”中好多无耻大臣也“乞为养子”，形成了“阉党”，他们在魏忠贤势焰滔天的时候歌功颂德打成一片，到冰山一倒却又树倒猢狲散，唯恐不能撇清自己——电影《绣春刀》中聂远饰演的魏忠贤义子、新任东厂厂督赵靖忠可以说是这类人物一个文学化的典型形象。
顾炎武针对明清之际“认干亲”的“滥杂”，指出“其实皆置党营私，为蠹国害民之事，宜严为之禁。”（《日知录》）；到了清代，人们更指出；“甲乙二人彼此本为友，而乙见甲之富贵日益增益也，益思有以交欢之，且欲附于戚党之列，得便其攀援于异日，夸耀于他人也，乃以子女寄拜甲之膝下，而认之为干亲。”（《清裨类钞·风俗类》）；“晚近以来，趋炎附势之风日甚一日，拜老师、结兄弟之外，有所谓义亲者，则以己之子女，谓他人父，谓他人母，而自身得以为亲家也。……而其子女则曰，某为我之义父，某为我之义母，以相夸耀。”（《清碑类钞·讥讽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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