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登记率连续4年下降（结婚登记数创37年新低）

自2013年达到1346.93万对的顶峰后，中国结婚登记数已连续9年下降，2022年更跌破700万对——仅达到2013年的一半左右

图/视觉中国

文 | 《财经》记者 金贻龙

编辑 | 朱弢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结婚，已不再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必选项”。

据民政部网站日前公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结婚登记683.3万对，较上一年减少80.3万对，这是民政部自1986年开始公布结婚登记数据以来的历史新低。

统计显示，自2013年达到1346.93万对的顶峰后，中国结婚登记量已连续9年下降，其中，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0年跌破900万对、2021年跌破800万对。直到2022年跌破700万对——仅达到2013年的一半左右。

在一些专家看来，适婚人口减少是影响结婚人口数量的基础性因素。

“目前进入适婚年龄的主要人口群体是在1990年代出生和1980年代后半期出生的，那是我国严格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时期，出生人口规模明显小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月此前接受《中国妇女报》采访时指出，近年来结婚登记数增幅“由正变负，持续走低”，与适龄结婚群体出生时的人口生育政策密切相关。

亦有观点认为，结婚人数的减少，还与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有关。

在自然情况下，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一般介于103-107之间。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1982年开始出现偏高势头，此后逐年攀升，到2004年冲到最高峰121.18。尽管自2009年开始连续7年下降，但2020年开展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仍属于超常规性别比。

对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所反映的性别失衡问题，2021年5月17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000多万人，这些人口分布在不同的年龄，其中20岁-40岁的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性别比是108.9。

“青年当中，男多女少问题是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婚恋关系的确立受年龄、生活地域、个人品德、教育水平、价值观念、家庭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年龄因素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应该从多角度研究当前面临的婚姻问题。” 付凌晖称。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华认为，中国出生性别比超常规化主要源于农村出生性别比的快速升高。他在一项研究中指出，性别比升高的社会后果并不是一开始就显现出来，而是等待“80后”进入适婚年龄后才逐渐暴露出来的，而“90后”“00后”超常规性别比的局面就更严峻，其直接后果是许多适婚男性无法找到配偶。

“时代在发展，经济也在发展，从整体人群来说，经济发展本身不应该造成婚姻挤压，恰恰相反，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让男性和女性的生产率日益接近，有利于性别平等，改善人们的男孩偏好，进而缓解婚姻挤压问题，但现实中我们看到，婚姻挤压问题的确在特定人群中存在。” 博弈论经济学家、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董志强向《财经》记者表示，这实际上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门当户对”婚配的趋势变得更强，教育和收入的结构性变化存在性别差异，这使得婚姻匹配的分层错位更加严重，特定人群的结婚难、结婚概率下降，源于这种分层错位。

在婚恋市场竞争中，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在兴起。据民政部统计，2019年，中国单身成年人口数量高达2.6亿人，其中有8000万人处于独居状态。

“随着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年轻一代有了更多人生目标，不再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他们更注重精神层面的满足。”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长期研究中国的婚姻家庭问题，在她看来，独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兴起，背后反映出婚姻的传统功能逐步解体，以及婚恋观念的时代变迁。

董志强认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人们结婚的目的在于从婚姻中获得收益。虽然不是每个人主观上都出于经济利益才结婚，但并不妨碍经济因素在背后发挥作用。

收益的对面是成本。董志强解释道：“单身收益构成婚姻的机会成本。单身的时候，只需要对自己负责，更自由、更独立，家庭责任和生活压力更小。结婚后，要养家糊口，要共同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失去了单身时的自由、独立等好处，这些都是婚姻的代价。”人们结婚与否，总是在成本与收益之间权衡，或者说在单身收益和婚姻收益之间权衡。如果一个人的婚姻收益不及单身收益，其婚姻的机会成本就很高，他们会宁愿选择单身，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种种复杂因素下，中国生育旺盛期女性已婚比例持续下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月等研究者在一篇论文中指出，20岁-29岁女性的已婚比例从2006年的66.8%降至2016年的55.2%，20岁-34岁女性的已婚比例从77.9%降至68.5%。可以看出，二者均下降10%左右。

与结婚登记数下降相对应的，是初婚年龄的推迟。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贺丹等人研究发现，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从2006年的23.6岁上升到2016年的26.3岁，十年间上升了2.7岁。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的初婚年龄仍在继续推迟。湖北省民政厅公布的2022年全省婚姻登记大数据显示，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32.99岁和31.23岁。

“婚姻推迟已经成为中国低生育率的决定性因素。”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陈卫表示，东亚文化地区结婚和生育呈现强关系，结婚率下降、初婚年龄推迟必然导致生育率下降。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在一份提案中称，“我国总和生育率从 2019 年的 1.52 下降至 2022 年的 1.07”，已低于学界共识的1.5的低生育陷阱“红线”。

但如果简单将原因归咎于女性不愿生育，在计迎春看来并不可取。“晚婚晚育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必然选择，关键在于我们的支持手段如何变得更有吸引力。”她表示，家庭内部传统性别分工方式在今天仍在持续，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中的双重地位和双重负担，这是一个死结，在如今低生育的讨论中，有必要纳入性别视角，关注想生育但有顾虑的人群。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结婚登记数量下降背后的独居、晚婚、不婚，并非新现象，而是人口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世界各国都经历过类似情况。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结婚人数逐年减少，将直接压低出生人口数量，同时对家庭领域的消费产生一定影响。

原新同时也认为，从统计数字来看，中国有14亿的人口总量和近9亿的劳动人口，人口规模依然庞大，因此不必过度恐慌。但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浪潮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年轻人，不在意“传宗接代”了，不愿意让后代经历自己正在参与的激烈的城市社会竞争，这才是真正需要警惕的地方。

“不结婚，多半也谈不上要孩子，单身人士没有子女教育等支出，更多关注自身需求。”董志强指出，人口均衡发展对于经济特别重要，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所言：“经济只不过是在生活中互相交易的一群人而已。” 人口凋敝不可能产生经济繁荣。

对此，董志强建议，提高婚姻市场的匹配效率，增加不同分层市场之间婚姻的流动性，应该在人口均衡发展政策中予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