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的夫人（二三十年代的北京）

口述 | 何兆武 执笔 | 文靖

我是1921年秋天出生的，1937年秋天离开北京时刚满十六岁。对我来说，北京就是我的故乡，所以离开的时候非常留恋。尽管怀念的都是些很细碎的东西，但给我留下的印象美好极了。

我的家在北沟沿，现在改作赵登禹路。对门有个小商店，卖油盐酱醋，有时候也卖点儿青菜。一个掌柜、两个学徒，总共就这么三个人。因为就在我家对面，所以我时常经过那个铺子，而且常到那里买东西。当时那条路还是土路，常有赶大车的人从乡间来，就在小商店的门前停下来歇脚。那些都是真正的下层劳动人民，你从他们的装束就能看出来。一进门掏出两个铜板，不过相当于几分钱吧，往柜台上一放，说：“掌柜的，来两口酒。”掌柜就用一个小瓷杯倒上白酒递给他，然后拿出几个花生放在他面前。客人一边剥着花生吃，一边喝酒，一边跟掌柜的聊天，一副挺悠闲的样子。其实两个人并不相识，谈的都是山南海北的琐事，然而非常亲切，就像老朋友一样。东拉西扯地聊个十来分钟，说声“回见”就上路了。这个场景一次次出现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感觉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现在是不可得而再。现代化节奏的生活中，往昔的那种人情味再也看不到了。

对我来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小的时候身处北京，读书条件非常优越，只需在学校领一张卡片，盖章之后就可以到北京图书馆借书了。北图以前在北海西侧，从我家到那里只需骑十分钟的自行车。每个星期六下午没有课，中午吃完饭，我就骑车到北图去借书。北图的房子盖得很漂亮，环境非常优美，也很幽静。刚一进去是柏油路，自行车骑上面没有声音。可是存车处前又是一段沙路，骑在上面便发出沙沙的声音，非常动人而富有诗意，至今回想起来仍然神往不已。周末放假了，心情非常轻松，到那儿一次可以借五本书，很方便，这就是一个星期的精神食粮。多年以后我去北京图书馆，就只许填三张借书单了，而且要等很长时间，还未必借得到。抗战前的那段日子因为知识初开，两三年就可以读不少书，开阔了眼界，自我感觉美好极了。可是后来一打仗，那种美好的生活就中断了。

当然也有非常悲苦、穷得不得了的一面，肮脏，贫穷，落后，随处可见。东城有几条比较好的大胡同，都是些很好的房子，是大宅门，可是你再看那些穷困的居住区，比如西城、北城那些破烂不堪的大杂院。本来普通一个四合院住一家，可是他们的院子连四合都谈不上，里面住着很多家，而且大部分都没有正当职业，或者是失业的，穷困极了。他们生活的唯一乐趣就是夏天晚上凑在一起东拉西扯，也唱一些歌，比如曹禺剧本里提到的“正月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两边排……”这就是他们的流行歌曲。每个社会的文化总有两种，一种是上层的高雅文化，一种是民间的俗文化。乾隆时候的文学家、历史学家赵翼有一首诗，说：“李杜诗篇众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北京那时候也就一百多万人口，其实真正读过李杜诗篇的，我想大概连百分之一都没有，恐怕不会超过一万人。我自己当时就不读李杜诗篇，要说读过的也就《唐诗三百首》里选的那几篇，到成人以后才真正翻上一翻，那算是高雅的文化。另外一种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了，比如刚才提的那两句“正月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两边排”，我想北京总有六七十万，也就是半数以上的人都会唱。可是这种流俗文化却不流传了，如果不是曹禺写这两句的话，大概现在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了。



以前北京有一种说法，叫作“东富西贵，南贱北贫”。东城有钱的人较多，你从那些胡同就能看出来。像东总布胡同、西总布胡同、无量大人胡同，还有现在的东单几条、东四几条，那些胡同比较整齐，房子好。另外，洋人来了以后大部分都住在东交民巷那一带。比如洋人把王府井叫作“WilliamsonStreet”，英籍澳人威廉姆斯经营了这条街。洋人带动那片的商业、文化，像平安电影院、光陆电影院都在东城。

西城王府多，所以叫“西贵”，恭王府、醇王府现在还在，还有端王府，就是后来江青修的那片房子，据说想改为她的别墅。现在教育部的那个地方原来也是个很大的王府，叫郑王府。普通的封王、封侯，他的下一代虽然继承，可是要降一级，几代以后就成为平民了。清初时候封了八个最有功的王，叫作“铁帽子王”，那是世袭罔替，永远不降级的，郑王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原来的郑王府非常高级，大概现在只留下几间房子，其余的都拆掉变成楼了。另外，我家以前住在西城，是个比较小的四合院，附近王侯宅第也很多，北边的胡同叫“太安侯胡同”，往南是“武定侯胡同”。我去过太安侯的府第，那本来是侯爵的家，但已经破落了，变成一个大杂院，住了好多人家，大多是贫困户。我有一个同学就住在里边，曾经带我到原来那个府的后花园去玩，还挺大的，普通人家哪会有自己的花园？

南城是明朝嘉靖以后扩充的，原来南边就到正阳门为止，后来觉得不够就往南推进，又筑起了一道外城。很多商人住在南城，包括一些大买卖。可是中国古代历来重农轻商，所谓“士农工商”，商人等级最贱，所以旧北京的商人最和气，对你殷勤极了。记得我有个堂兄从老家来，他说：“哎呀，北京的商人可真是会做买卖，进了商店你都不好意思不买东西。”因为我们湖南商店里的那些人非常凶，你要问个东西，他就说：“你买不买？！”你不买，他就不给你拿。南城是商业区，饮食、娱乐这些相应的行业随在一起，赌场、妓院，那些更是下等人了，还有戏院和“戏子”。自古以来优娼不分，优就是娼、娼就是优，所以戏子的等级跟娼妓的等级一样，也属于“贱民”。包括那些名角，至少在他出名之前也是这样。这些人都住在南城，“南贱”指的就都是这些行业。

再说“北贫”。汉人大多从南方来，居住在南城，而北城，比如钟鼓楼那一带，从前住的都是旗人。旗人不工作，在清朝吃的是皇粮，一个月给发多少粮食，但一般也不会很多。许多人不够吃的，又游手好闲，整天提笼架鸟逛茶馆，尽是些穷人，所以叫“北贫”。小时候听到很多笑话，都是嘲笑那些旗人的。比如有一则说某个人家里有一块猪油，出门就拿它来擦擦嘴，让人看着他满嘴的油，好像家里吃的多么好似的，那说的都是旗人。



小时候经常去一些地方看热闹。那时北京有两个大市场，一个是东安市场，比较大，也比较新，有高档次的饮食、高档次的商品，还有大戏院，比如吉祥戏院，包括梅兰芳就在那里演出；另外还有一个西安市场，在西四牌楼，离我家很近，主要是供市井下层人民消费的娱乐场所。市场里面大约有二三十家说书的茶馆，说的基本上都是三国、隋唐、岳传等等历史演义的故事，其中以公案居多，像《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多有武侠情节，说书人讲得栩栩如生，我们小孩子更是着迷。还有滦县的皮影戏也很精彩，我有一个同学对此非常了解，甚至知道谁的皮影表演技术最精湛，说：“某某一个人就能演一出有二十多个角色的《长坂坡》。”

西安市场是档次偏低的市场，没有高级的商品，好多是摆个地摊儿变魔术、练杂技，或者说相声的。相声不需要道具，就是两个人在那儿胡扯。解放以后相声档次提高了，成为一门艺术，可是解放前有很多低级趣味的东西在里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逗哏的说，那天看到一个老头儿，就在你们家门口，什么什么样子，然后另一个说：“那就是家严。严父慈母，旧社会说“家严”就是指自己的父亲，“家慈”指母亲。那个人故意装不懂，说：“加盐？你干吗加盐呢？是天热了吧，怕放臭了，给腌起来？”尽是这些低级趣味的东西，逗大家伙乐。

选自《上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的个人口述史

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08年）

华语图书传媒大奖（2006年度历史传记）

《上学记》是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的个人口述史。何先生生于1921年，在北平读小学和中学，在西南联大读大学和研究生，共七年，读过四个系，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上学记》写的就是何先生1949年以前的求学生涯，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

书出版后，好评如潮，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何先生说：“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有评价将何兆武的《上学记》、齐邦媛的《巨流河》和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并称为“海峡两岸知识分子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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