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明朝亡于嘉靖(大明兵变爆发期)

正德十六年,明朝最著名的“游戏皇帝”正德被自己“玩”死了。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因为正德无子而被选为皇帝继承者。天下掉下来的这个大馅饼,让朱厚熜有些蒙了。但很快,聪明的朱厚熜在藩王府的亲信帮助下,逐渐掌控了时局。

当时,朱厚熜不仅面对着朝中重臣们的挤压,更面临着边军腐败问题。对于前者,嘉靖通过“大礼议”对文武官员进行整治,逐渐掌握了主动权。对于后者,嘉靖皇帝也在元年派出大臣进行巡边。

问题的复杂就在于:长期存留的问题,只是等待时机爆发。当你想去解决问题的时候,问题就突然爆发了。

边镇三堂中谁最大

从正德四年(1509年)开始,大明每两年就爆发一次兵变。嘉靖皇帝改元登基后到嘉靖亡故共有19起兵变,嘉靖元年(1522年)二月、七月、八月就分别爆发宣府、大同、福州兵变。在各个兵变中,大同镇在嘉靖朝竟然发生过三次。由此可知“兵变”问题多么严重。

为何明朝亡于嘉靖(大明兵变爆发期)(1)

对于兵变问题,其责任首先要由谁承担呢?很显然是主管边军的人。

明初对军事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军队调遣、最高指挥权都在皇帝手中,包括兵部尚书、直接带队的总兵官都没有这方面的权力。出征统帅由皇帝临时任命,领兵、调兵的印信也都是一次性。

朱棣时期又扩充宦官权力,“宦官监军”比较流行。其后,文官势力开始扩充。由此形成,边镇“三堂制度”即:都御史、太监、总兵。

“三堂”中谁的权力最大?很显然或者都御史或者太监,总兵居主的情况在明朝中后期不可能出现,在明初倒有可能。但这并不不是说:总兵在“潜规则”下不居于主体地位。

毕竟总兵是管军的军人,都御史作为监察官员、太监作为皇权的代表属于“外行”。平常做事、所思所想所言与军人就不是一个脉络。因此,边镇的日常工作还是总兵居主。

边军比较凄惨,屯兵是底层

在明朝的军队体系中,有野战兵和军屯兵,屯兵地位比较低。

军屯对于军队的支撑作用,主要在明朝前五帝(太祖、建文、成祖、仁宗、宣宗)时期(1368—1435年)。

宣宗(1425—1435年)之后,屯军受到的盘剥越来越多。


为何明朝亡于嘉靖(大明兵变爆发期)(2)

宣德九年(1434年)二月,兵部右侍郎王骥就说“中外都司卫所官,惟知肥己,征差则卖富差贫,征办则以一科十,或占纳月钱,或私役买卖,或以科需扣其月粮,或指操备减其布絮。衣食既窘,遂致逃亡。”

也就是说,宣德朝大规模的军人间的贫富差距、在文武官员贪污下,许多军人因无法缴税,造成像民户百姓那样逃荒。

屯兵的税被称为“屯田子粒”。它主要是本镇军的粮税,除此以外还有本卫所的粮税。前者被称为正粮,税额十二石;后者被称为余粮,税额前期为十二石、后期为六石。

因为各地区军屯粮食产量不同,有的地方军屯兵余粮就比较多,有的地方土地贫瘠交税都交不上。由此造成许多地方的军屯兵生活贫苦。

之后的问题越来越多,宣宗之后的英宗朱祁镇治国无能,重用宦官王振乱政,边镇问题越来越多,直接造成土木堡之变(1449年)。朱祁钰为了天下安危和明朝最核心利益,在英宗被蒙古活捉之后毅然称帝。于谦更是率领军民展开“北京保卫战”,使得大明免于被推翻的厄运。

其后,英宗复位,杀民族英雄于谦。其子宪宗登基后为于谦平反,其人品值得人们敬佩。但作为皇帝,因为久在宫中且与军事关系较远。边军的问题,仍然有赖于各地“三堂”特别是总兵官的有为。

为何明朝亡于嘉靖(大明兵变爆发期)(3)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的黄绂(1422—1493年)巡抚延绥“出见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黄绂作为镇抚官员之一,见军士们如此,立刻预支了3个月的兵饷,给军卒们下发月饷。同时,对参将郭镛、都指挥郑印、李铎、王琮等人进行弹劾。

都有哪些人在搜管屯兵、边军的利益

屯兵是军人的最底层,屯兵之上的各等级军人也都受到盘剥。到了嘉靖时期,就连京军都出现大量逃亡,礼部侍郎王邦瑞愤怒地说,国初京营七八十万,现在在册十四万多人,但真正操练者不过五六万。京军都是如此,其他地区的军士更是如此。

因为京军中有部分军人为班军,也就是外地军镇来京的军事人员,这些人来到北京后,竟然成为权贵们的“催唤”对象。

宣宗以后明朝的疆域和思想大撤退,因为不需要开疆扩土,宣宗以后的皇帝们,对待蒙古势力基本不会采用主动进攻的方式,而是一味“防守”。文武官员也日渐向宋朝文武“学习”,主体思想不再是消灭敌人而是阻挡敌人。


为何明朝亡于嘉靖(大明兵变爆发期)(4)

大同代王府复原图

军屯的大量土地被皇族、太监、文武、豪绅等不断侵吞。更为严峻的是,到了正德、嘉靖年间,军饷都逐渐发放不出。嘉靖元年,宣府、大同先后发生军人鼓噪世间,要求发粮饷。比较严重的大同,从正德七年到嘉靖四年竟然十三年都不发月粮。

在如此严峻形势下,边军逐渐进入“躁动时期”,由此掀开了“兵变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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