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局令人想不到的电影剧透（影片中剧情的逆转）

《十二怒汉》中，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的十二名陪审员组成陪审团，审理一件波多黎各裔男孩弑父的刑事案件。这起案件中，分别涉及到两个人证和一个物证。两个人证分别是老人和女人。

住在被告男孩楼下的老人说，案发时他听到类似父子二人发生争执的吵闹声，他听到男孩大叫道“我要杀了你”，一秒钟后又听到重物倒地的声音，于是他从房间跑到门口，正好看到男孩冲下楼梯离开。

因此，男孩和父亲的争吵声和“我要杀了你”成为检察官和陪审团成员认为的犯罪动机；住在高架桥对面的近视女人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之际，正好透过电车的后两节车厢看到了男孩将刀刺进了其父亲的胸口，且两名证人所述的案发时间完全一致。

一个物证是插进被害人胸口的凶刀。该刀刀柄有漂亮图案，且刀锋与众不同——店主出庭证明了这把刀在他的店里的独特性。

因此这把来源可能具有唯一性的刀几乎成为了男孩刺死其父的确凿证据。除此之外，还有几点不利于男孩的证据。一是他无法证明自己案发时不在场。

他声称十一点半离开家，却没有证人证明；二是他自称凌晨一点至三点在电影院看电影，却又在审讯时不记得影片的内容和演员的名字，电影院里也没有人见过他；三是案发前他曾遇见自己的朋友并展示这把折叠刀，朋友在法庭指认凶刀就是他们看见的刀。

以上人证、物证和可能的疑点都指向了男孩，使其陷入有罪的境地。综上，案件事实看似清晰明了，这也是十一位陪审员在讨论伊始就认定男孩有罪的原因。

但8号陪审员作为开路先锋，对案件中存在的种种疑点进行了分析，最终使表决情况完全逆转，从开始的十一票有罪，变为最后十二票无罪通过。

此戏剧化的逆转过程值得细细分析。在完成了交代各个人物角色性格之后，影片正式展开了对该刑事案件的讨论。

以8号陪审员为主，其他陪审员为辅的线索下，不断挖掘案件中的各个细节，通过陪审员之间的争执找到疑点，引导观众对男孩命运的关切和接下来剧情走向的好奇心，在营造出心理层面的悬念后取得戏剧性的逆转，使观众产生审美愉悦。

当然，这样的悬念效果并不存在于《大审判》和《十二公民》中，因为观众早已通过《十二怒汉》熟悉了案件的基本情况，也知晓了陪审团辩论的具体走向，所以观众在《大审判》和《十二公民》中享受电影悬念的乐趣大大减弱。

但由于观众在欣赏翻拍作品之前有了更加充分的准备，在观看翻拍序列电影时批评意识和法律精神将得以增强。

在第一轮投票表决后的发表言论环节，首先提出质疑的是6号陪审员，在检察官和大多数陪审员的潜意识中，认为男孩是因与父亲产生摩擦后，并且被施以暴力后临起杀意。

但8号驳斥道，对于贫民窟中长大的男孩来说，殴打早已是家常便饭，不至于成为杀人动机。而后4号提出假设男孩被殴打时情绪已经到达极限点，无法忍受之时同样可能选择杀人。此时8号的反应镜头表示其无力反驳。

第二，8号陪审员认为被告律师并未做出强有力的辩护。作为一名法庭强制指派的律师，或许他早已在心里认定男孩即杀人凶手，且在控方证人的证词存在明显疑点的情况下也没有进行完整的交叉询问，以削弱对方证人证词的力度。

此时，案件分析并没有进入疑点核心。所谓的辩方律师力度不足都只是停留在维护被告人法律权利的基础上，而不是从案件本身出发。

第三，针对3号认为凶杀现场的刀是独一无二、有且仅有可能属于男孩个人这一点，8号拿出了一把在附近街区购买的一模一样的刀对此进行驳斥，认为可能是其他人用相同的刀杀死了其父。

第四，关于老证人是否能够听到楼上传来的尖叫声和摔倒声。此时大多数陪审员仍然站在8号的对立面，认为8号在无理取闹。

8号将女证人与老证人的证词相结合：假设电车需十秒经过一个定点，女人通过电车的最后两节车厢看到了凶杀案的经过，证明被害人是在电车经过时（十秒内）倒在地上的，因此老人作证听到被告人说“我要杀了你”时窗外必定有电车经过。而电车经过时噪音巨大，正常情况下无法在电车巨大的噪声中听清其他任何声音。接下来的过程中，话语重点从老人是否真的听见楼上传来的争吵声和尖叫声转为了对其“撒谎”缘由的猜测。

与老证人年龄相仿的9号陪审员基于合理怀疑的原则，认为生活落魄的老人由于从未没有得到他人的重视，所以在面对可能上报纸、接受电视采访的机会时，选择相信自己的幻想，即男孩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整部影片中老证人的银幕形象被“阉割”，作为一名未在场的证人（对于影片画面而言），观众与其相信他，不如相信自己能看到的、言之凿凿的9号陪审员。

第五，关于“我要杀了你”这句话的常用性。该疑点仍由辩论主导者8号提出。在日常生活中，即使人们真的说出这句话，也不一定会真的杀人。3号对8号持有如此的憎恶，也喊出了“我要杀了你”，但最后同样未付诸行动。

第六，关于男孩在案发后回家的原因分析。11号陪审员认为假设男孩的确杀害了自己的父亲，又为何在明知道他人发现了自己杀人且报警（街对面女人的尖叫声）后回家自投罗网？即使坚持认为男孩有罪的4号给出了能够解释的理由，11号也产生了合理怀疑，并在之后的投票环节中改投了无罪。

第七，关于老人能否在15秒内从房间跑到门口，看到从楼上飞奔而下的男孩。通过案情的模拟，因去年中风而跛脚的老人根本无法在15秒内走过12尺（4米）长的房间，穿过43尺（14.33米）长的走廊，再花几秒时间打开大门。

8号在其他陪审员的帮助下，尽可能还原了老人的行动轨迹（当然，这种事件还原的误差并不小），最后的测量时间是41秒，这是怀疑老人证词真实性的有效证明。新疑点的呈现使陪审员们从一开始对证人的完全信任到将信将疑，推动表决结果来到势均力敌的6:6。

第八，8号针对被告提出的不在场证明进行了分析。被告自称凶杀案发生时他正在电影院里看电影，但是并无证人看见其离家和在影院，且被告在警察的询问中对影片名字和演员姓名都一无所知，使得陪审员充分怀疑其言语的可信度。

据此，8号对4号发问，证明了他在毫无心理压力的情况下也很难记清楚自己在几天前看过的一场电影的名字和演员姓名。

8号试图证明的是被告不记得影片名称的原因不一定是撒谎，或许影片名字本就拗口难记，或许演员是此前从未见过的十八线小演员，由于被告在被询问时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导致其一时之间忘记。以上猜测都具有一定可能性。

第八，针对被害人受伤的创口痕迹。在贫民窟长大的被告应当非常了解折叠刀最快的使用方式，即弹出刀后直接上扬，而不是从上往下握住刺杀，这对长期使刀的人来说异常别扭。

第九，在9号的循循善诱中，富有逻辑思维的4号发现女证人的证词的确存在不合理之处：没有近视者会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之际仍然戴着框架眼镜；如若不戴，那她多半是看不清楚对面所发生的凶杀案的；即使看到了模糊的影子，她也来不及瞬间戴上眼镜并看见案发过程，毕竟直接刺入胸口的凶杀案只发生在一瞬间。

至此，案件中的所有疑点得以呈现，陪审员们从刚进入会议室时的不假思索变成了犹豫不决，在合理怀疑精神的支持下选择无罪。

一名负责任的陪审员只有在完全确信被告有罪的情况下才能选择其有罪，揭示真相，给广大社会和市民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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