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区新培育家庭农场36家（我和我的家乡外来户办起生态农场）

文 | 杨爱武

（一）

1978年，一个冬天的晚上，大约八点左右的样子，我母亲已经去她的房间休息了，我姐弟三个躺在炕上，缠着奶奶讲故事……

突然响起了敲门声，起初是小心翼翼地拍打门，然后是有节奏地拍打门上的门环。声音不大，在那个静静的乡村冬夜，听起来却很清晰。听到敲门声，母亲从她房间走了出来，经过我们的房间时，母亲顺手拍了拍我们的房门，奶奶吩咐我起床开门。

那时，我母亲担任村支部书记。晚上常常有人来我家，或者是来开会，或者有事需要协调，母亲都在我们的屋里接待。久而久之，我们都训练有素了：只要有人来，我们就躺在各自的被窝里，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来的是一男一女。男人长着一张俊朗的脸，大大的眼睛，厚厚的嘴唇，看上去很温和、很斯文；女人长得也俊，有点像当时我最喜欢的歌唱家郭兰英，虽然面容憔悴，但掩不住那份漂亮，干净、利落。坐下后，他们先客套了几句，就开始说户口的问题。他们的话，我有些听不懂，除了不知道他们说的户口是啥东西外，我也听不懂男人的外地口音。

他们走后，奶奶告诉我，女人是我们村里的闺女，多年前考上了某师范大学，上学期间，和身为老师的男人谈恋爱，被学校开除。他们一起回到男人在黄河岸边的家，那地方尽是盐碱地，穷的吃不上饭，就到处要饭吃。他们来找我母亲，就是希望母亲能接纳他们，把他们的户口迁到我们村。母亲看重他们是有文化的人，也心疼他们的四个孩子，就和村委的其他人商量了一下，同意把他们的户口迁到了我村。我们村子有六百多口人，平均每人两亩多地。地里种粮食，也种棉花，收成在附近三里五村还算可以。

他们迁来后，暂住在她的娘家。男人和女人开始干活挣工分，供四个孩子上学。那时村里的分配制度是：亩产的70%按人头分，30%按工分分，按人头分挣的是粮食，按工分分的是钱。因为他家孩子多，他们家分的粮食多，但工分少，分钱少。总算温饱有余，一家六口的脸上都透出了红色，并带上了笑容。

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大幕。

那段时间，我的母亲比平时更加忙碌起来，除了抓好村里的生产，还经常参加县里、公社组织的参观、学习、开会。回来后就和村委一班人讨论，能不能实行分田到户，大家争论得很激烈，争论了很久。

1980年，我村正式开始分田到户，每人分得两亩地。

1983年，他们的大儿子高中毕业，他们三口人种着六口人的十二亩地。有了土地，曾经对土地充满渴望的他们有了更大的干劲。他们凭勤劳致富，在村东头盖起了自己的新房。他的新家就在我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我每个周末来回都能看到他们三人辛勤劳动的身影，尤其是他们夫妻两个，好像又焕发了新的活力，一副永远不知疲倦的样子。

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家和我家一直处的很好。我们迁到城里多年之后，他们还结伴来看望我的母亲。他们两个留给人的印象是那么和谐、恩爱，没有人看到过他们红脸的样子。1991年，我结婚时，他们两个从老家赶来贺喜。他们告诉我，他们考上大学留校当老师的儿子又找了个农村媳妇。他们的话让我感到意外：那年代，非农业户口对农村人来说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农村孩子拼命考学就是为了转成非农业户口，更有很多女孩子宁愿嫁的差些也要嫁到城郊地带，就是为了缩小和城里人的距离……他小儿子已经跳出农门，个人条件也不错，为啥要找个农村姑娘？他们告诉我，儿子学的就是农业，他们一家人都看好农村，对农政策那么好，他们觉得在农村种地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们的话让我对农村又充满了新的憧憬和期盼。

多年来，母亲每次回老家上坟，都要绕道去他们家看看，他们总是特意给母亲备一些自己地里种的粮食和蔬菜。对那片热土满怀深情的母亲因此满心欢喜。

2006年左右，他们家孙媳生孩子。我陪母亲前去贺喜。他们喜滋滋地告诉母亲，现在种地取消农业税了，农民种地越来越有劲头了！不久，他们又告诉母亲，现在农村增加了合作医疗，大大减轻了农民就医的负担；现在农村人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家家买上了小汽车，有的家庭甚至有两三辆……

（二）

大约八年前，他们打电话来告诉母亲：村里要实行土地流转，他们的大儿子踊跃报名，流转了六百亩地。母亲问：能忙过来吗？他们回答：有小儿子的鼎力支持，大儿子很有信心！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对的，老大有多年做农活的经验，老二有一肚子农业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经历过苦日子的他们对土地有一种近乎膜拜的热情，在兄弟两个的带领下，全家人齐心协力、不畏酷暑严寒，辛勤劳作，他们的农场经营得风生水起。

前年，她的他去世。我陪母亲去看她，她很平静地说：忙碌了大半辈子，刚开始享福。你看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孩子们都干的挺好，重孙子也由校车统一接送，不用他管；他那么热爱土地，儿子流转土地后，他差不多每天去地里转悠，每次都哼着小曲回来……谁想到他竟是这么没福气。村里人说，她的他挺神道，他临死前曾与一个村妇开玩笑：如果我死就捎着你。没想到一语成谶：他还在去火化的路上，那个村妇就匆匆地追他而去。

回来的路上，我问母亲，他临终时会不会后悔年轻时的行为？母亲说，没什么后悔的，都是命。他们爱了一辈子呢。

我多少有点为他们遗憾：他们本来可以过更好的生活。只是，当人们被一段真情包围的时候，谁还有理智去计较更多呢。

好在，如母亲所说，他们爱了一辈子。这样，即使付出再多的代价，当他们离开人世的时候，也不会为曾经的生活而抱憾了。况且，他们后来所过的生活，好像正是他们所期望的样子。

2018年7月15日，按我们老家上新麦坟的习俗，我和小弟弟带着母亲回老家上坟。以往，我们都是路过新城，从村子北面入村，这次，因为要探望生病的小姑，我们绕道周村，从村子南面进了庄。

进了我村地界，我母亲开始感慨：从1986年离开，我还没去地里转过。我透过车窗极目张望，随口说：早已不是您在家时的样子了。

蓦地，一条巨大的横幅出现在眼前：某某生态农场，欢迎采摘。我急令小弟弟停车，我问母亲这是不是他们家儿子的农场，母亲说是。

一眼望不到边的农场里，种着大片的庄稼，也种着大片的瓜、大片的菜，还养着羊。看到我们，他家大儿子很高兴。一个帐篷下摆着刚摘下的羊角蜜和甜瓜，我问多少钱一斤？他说不要钱。母亲说不要钱不行，他对母亲说，我一直想给姥娘（按村里辈分，他喊我母亲姥娘）送点尝尝，还没来得及。来了正好。

离开他的农场，我们去上坟。车子拐进那条胡同，正好看到她坐在他家门口，看到我们，她热情地招呼，说从上午就等着我们去。她随手拿起身边的一袋子豆角，硬塞给我们。

回来的路上，我和母亲说，她近八十了，还那么利落，你看她脚上的那双白袜子，一尘不染的样子…..母亲用惯有的上纲上线的语气说，她是赶上了好政策、好时代，她才能心无二事，安享晚年。母亲说，现在的土地流转政策彻底解放了劳动力，农民不需要种地就能得到应得的收入，年轻的劳动力补充到有人员需求的企业中，多挣取一份收入，这些年老的，就剩下颐养天年了。

我蓦地想起多年前我年近七十的奶奶从坡里归来的情景：炎炎烈日下，头上包着头巾的奶奶汗流浃背，她右胳膊挎着盛满菜的篮子，左手忽扇着一把用布缝补过很多次的蒲扇，颠着小脚，颤巍巍地走在尘土飞扬的乡村小路上……

作者简介：杨爱武，笔名阿弥。农工民主党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省青年作协会员，市青年作协常务副主席，《淄博晚报》专栏作家。文章散见于《淄博财经新报》、《文学现场十年》、《淄博声屏报》、《青岛早报》《北京青年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山东画报》《农村大众》等省内外报刊，多次在各级征文中获奖，有散文集《石榴花开》出版。多年来喜欢在名著里徜徉流连，以文字记录生活，在写作里不断修行，希望逐步完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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