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郑和下西洋哪一年结束的（郑和下西洋为何戛然而止）

中国海上贸易自唐宋时期逐渐兴盛，繁荣的海上贸易加上内河贸易网络，中国的商业发展水平是很高的，社会各阶层对海外贸易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沿海地方还专门发展出了对外贸易的手工业，比如专供外销的红茶瓷器之类的。纵观古代中国历史，我国对海洋贸易虽谈不上不可或缺，但也绝不是闭关锁国漠不关心。

对于郑和下西洋，除了以炫耀国威为目的，其中还带来了很大的贸易利益。郑和下西洋的所作所为，包括扶持沿岸亲民的政权，设置留守处，剿灭海盗，这些做法和西方国家开始航海之后的所作所为别无二致，完全的帝国行径。郑和之前，南海的商路由阿拉伯商人垄断，郑和之后，阿拉伯商人在南海绝技，直到西班牙人到来，南海商路都掌握在中国人手里。这些成果也说明郑和下西洋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影响工程，而是有确实利益的航海之旅。

我们之所以诟病郑和，其实不是因为郑和做了什么，而是因为郑和之后再无他人，欧洲人来了以后，我们失去了南海的贸易垄断地位，但我们不能以这个失败的结果来反推原因，甚至把原因归结到一些虚无缥缈的民族性格上来。我觉得郑和之后，历朝代军队放弃武力维护海洋商路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还面对着北方蒙古的压力，使朝廷无力维系南海。

郑和是宦官，是皇家的人，下西洋不仅仅是带回来了贡品和玩物，海上贸易历来都是暴利。朱棣登基后亲征漠北、南征安南、大修大报恩寺、迁都修故宫，哪一项不是花费巨大，以明初的税收，怎么可能支持撑的起这么大的支出？而且当时还被称为永乐盛世。钱从哪里？想来想去就两种办法，搜刮民脂民膏，还是垄断海上贸易获取巨额利润？你感觉哪种靠谱？至于永乐死后文官集团的反扑，我认为是他们眼红皇室垄断海上贸易的利润吧。

从某一角度来看，郑和下西洋，做的也是赔本生意，属性是古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与西方的海洋贸易没有也无任何关系，这是事实。郑和下西洋耗资巨大在整个明朝和清朝都是作为宦官祸乱朝纲的反面形象。明朝时期，贸易显然不是下西洋的首要目的。皇帝一方面想要知道外面的世界，然后通过给外国提供物资来彰显我天朝上国的强大。同时，对于郑和个人来说，也有宗教信仰的追求，可能想去寻找自己心中的圣地。

郑和的远航实际上就是个明朝朝廷试图垄断海贸利益的尝试，失败的原因有三，第一没有带回足够的贵金属，第二国家机器的运力太过强大，以至于带回来的胡椒苏木贬值严重（后来甚至用这些东西发工资导致官员不满），第三就是皇家吃独食导致官僚机构缺乏继续的动力。

另外因为没钱才发胡椒是不成立的，因为从永乐年就开始发了。

自永乐二十年(1422)至二十二年(1424)，文武官员的俸钞已俱折支胡椒、苏木，规定“春夏折钞，秋冬则苏木、胡椒,五品以上折支十之七，以下则十之六”。到宣德九年(1434)又具体规定，京师文武官俸米以胡椒、苏木折钞，胡椒每斤准钞100贯，苏木每斤准钞50贯，南北二京官各于南北京库发给。正统元年(1436)再把配给范围由两京文武官员扩大到包括北直隶卫所官军，甚至广东、广西的部分官员，折俸每岁半支钞，半支胡椒、苏木。这种现象大概持续到因京库椒、木不足才告停止。这种以香料折俸禄的形式，不仅减轻了国库压力,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当时的货币贬值,对抑制通货膨胀有所帮助。

明朝放弃下西洋，因为明初大航海时代尚未完全开启，还处于萌芽状态，白银没有大量流入，铜钱的匮乏导致不得不发行宝钞。但是纸钞信用度一向很低，以胡椒苏木代替一时还行，但是后面持续取代钱钞就等于是变相盘剥了，无怪乎百官阻拦，刘大夏也就此背了没让大明赶上大航海的黑锅。明朝停止下西洋以后，西洋一样有丝绸陶瓷流通，只是从官方贸易转变为民间贸易罢了，民间贸易主体是江南的地主阶级，他们有钱有船，还能进朝为官，掌控国家经济命脉，所以明朝想恢复西洋贸易，作为地主代表的刘大夏肯定极力反对，不惜销毁之前下西洋的资料也要阻止。

如果说出海做生意，任何朝代都有，海禁最严的明朝也没断过。我想强调的是一种统治思想，海禁的意识是一贯的，中国古代不仅有海禁还有陆禁，老百姓是不许你随便跑出去的，贸易的利权必须控制在政府的手中，老百姓的行动必须受到严格的控制。这点是从自古以来共通不变的。

早在宋代立国之初其实就实行了海禁，只是到了南宋神宗朝后比较相对宽松，但出海做生意不是谁都可以去的，必须要拿政府批文，市舶司有垄断高价值商品的经营权，海外贸易的权利是被严格控制的，民间的贸易权力是政府随时会褫夺的。所以这不是一般平民能玩儿的，出海的商人大多还是有官方背景的买办，这点和清代同长崎的海外贸易有着相同之处。

永乐不信任文官，因为下西洋毕竟是属于高风险活动，一不小心就收获了一个海外称王。所以由郑和出面，也会带领不少下级军官。当然，由于补给，航线等重要生产资料都掌握在太监手里，所以背叛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然而由于太监和文官集团的天然对立，整个下西洋的过程中文官系统是拿不到一毛钱的利润的，大量从南阳进口回来的香料，黄金，木材都进了皇帝和太监掌管的内库而非国库。相反，文官系统却要承担使国的回访接待任务，是出力不讨好的。所以等永乐去世以后，文官扶持长大的仁宣宗迅速废除了下西洋。

这充分说明了再好的政策，做不到雨露均沾，也很快就不了了之了。

唐以前汉民族算是扩张期，唐以后是守成期。为啥守成呢，因为农耕民族扩张不动了，再扩张，比如向西域、漠北甚至南洋扩张，就超出了农耕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强行扩张，仗打不打得过放在一边（往往到了人家的地盘上还真打不过），国内肯定一大片反对声，政权就不稳了。明太祖列了一堆不征之夷，正是深刻认识到了农耕民族国力有限之后，所采取的必然选择。

然而，古代世界是割裂的，遥远的西方世界此时开始进入大航海时代乃至工业时代，农耕文明就落后了。这是整个时代和整个文明的局限性，锅让一两个封建王朝乃至几个帝王来背，大概有失公允。

生活作风和对外交流方面。清朝的刻板印象导致中国人以为古代都是封闭保守的，20世纪荷兰汉学家写的狄仁杰系列，就是为了告诉欧洲人，中国古代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非常开放，清末是特例。

比如元代航海家汪大渊，阵势没有郑和大，但去的地方比郑和多，去过摩洛哥，埃及，东帝汶甚至澳大利亚达尔文地区。汪大渊的记载，元朝有中原人在波斯担任地方官，印度沿海有宋朝人建的砖塔，印度洋各地都有中国商品，东帝汶在元朝就有华侨居住。汪大渊回国后，写了本书放在江西老家，并且受到泉州海关的邀请，为泉州海关写了一本海外诸国通识，帮助海关人员了解海外情况。

不了解的可以看看《利玛窦中国札记》，当时的中国人对海外事物是很感兴趣的。西方传教士刚来中国的时候靠一张世界地图打开局面，起初广东人刚看到传教士是非常不信任的，但是看到世界地图后，发现上面的经纬度标注和中国地理知识可以对应的上，海外地名也能对应的上，确定这帮大胡子传教士是文化人。传教士的名声很快传开，一些外省文化人大老远跑过来要见传教士。另外，根据利玛窦总结，中国人看到世界地图就接受传教士，不仅仅是看出他们有文化，也是因为看到地图上这些传教士老家距离中国非常远，对自己没什么威胁。

另外，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之前，已经和另一个中国人合作翻译了一章。那个中国人是听说西洋有炼金术，所以设法和传教士搭上关系，和利玛窦合作一段时间以后（翻译《几何原本》），发现他根本不懂什么炼金术，就中断了合作。